您当前所在的位置:首页 -> 科研资讯 -> 政策法规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资料汇编



日期:2015年04月01日 08:17:00   作者: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科研处

二〇一五年三月

    

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1)

二、解读《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

1. 新型中国智库,新在哪里(人民网)

2.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凝聚民智民力 共图发展大业(光明日报)

3.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撑(光明日报)

4. 以改革创新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民网)

5.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思路(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6. 建设新型智库的三大亮点(光明网)

7. 一文读懂《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新华网)

8. 国外智库建设

智库的“美国模式”

智库的“苏联模式”

国外知名智库一览

英国智库考察报告

美国智库发展现状与评价

智库建设:国际视野中的经验与启示(大众日报)

三、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20134)

1.   什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四、刘延东副总理在“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2013530)

1.   “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摘录

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加强应用对策研究

服务国家法治建设

建设中国特色一流高校智库

建设南海问题研究高端智库

建设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智库

发挥理工大学优势

打造“三农”高端智库

五、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2014210)

六、教育部负责人就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答问(20140307)

七、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张东刚:发挥高校优势 打造新型智库(20140324)

八、教育部社科司组织高校专家学者围绕教育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研讨发挥高校咨政建言智库作用的新思路新举措(2013716)

1. 打造高校教育智库 为教育改革发展做贡献——高校智库建设座谈会发言摘要

转变农村教育研究方式 服务国家重大教育决策

为打造中国基础教育智库而努力

建设高等教育智库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学以致用是知识分子的治学理想

高校智库建设的一些思考

新型教育政策智库的基本特征

加强高校科技协同创新机制建设

努力建设国家级语言智库

发挥高校咨政建言作用需处理好五个结合

为教育改革与发展建言献策

在立德树人实践中汲取智慧、贡献智慧

九、媒体报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1. 李卫红:高校在新型智库建设中的使命担当(20140216)

2.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高教内涵发展重要课题(2013531)

十、文献摘录---智库建设

1. 智库是什么 ——关于智库研究的新观点

2. 五着力点:助推中国智库发展

3. 如何打造一流新智库——访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专家团队

4. 智库研究的“入门教材”——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丛书”简介

5.评价智库水平高低有何标准?美国的智库为何这么牛?

6. 智库和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区别


 

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全文如下。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重大意义

(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决策咨询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决策咨询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智库建设事业快速发展,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迫切需要健全中国特色决策支撑体系,大力加强智库建设,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

(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必须切实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充分发挥智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迫切需要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近年来,我国智库发展很快,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智库的重要地位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缺乏,提供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够多,参与决策咨询缺乏制度性安排,智库建设缺乏整体规划,资源配置不够科学,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创新,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缺乏。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紧抓好。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四)指导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以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撑。

(五)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坚持党管智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始终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立足我国国情,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工作。紧紧围绕党和政府决策急需的重大课题,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政策建议,着力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

——坚持科学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坚持求真务实,理论联系实际,强化问题意识,积极建言献策,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政策建议的切磋争鸣、平等讨论,创造有利于智库发挥作用、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环境。

——坚持改革创新,规范有序发展。按照公益服务导向和非营利机构属性的要求,积极推进不同类型、不同性质智库分类改革,科学界定各类智库的功能定位。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突出优势和特色,调整优化智库布局,促进各类智库有序发展。

(六)总体目标。到2020年,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造就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德才兼备、富于创新精神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建立一套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管有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标准:(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实体性研究机构;(2)特色鲜明、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3)具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代表性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4)有保障、可持续的资金来源;(5)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6)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7)健全的治理结构及组织章程;(8)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良好条件等。

三、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

(七)促进社科院和党校行政学院智库创新发展。社科院和党校行政学院要深化科研体制改革,调整优化学科布局,加强资源统筹整合,重点围绕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国情调研和决策咨询研究。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级综合性高端智库的优势,使其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知名智库。支持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把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纳入事业发展总体规划,推动教学培训、科学研究与决策咨询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在决策咨询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地方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要着力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有条件的要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八)推动高校智库发展完善。发挥高校学科齐全、人才密集和对外交流广泛的优势,深入实施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注:2014年2月10日教育部印发),推动高校智力服务能力整体提升。深化高校智库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组织形式,整合优质资源,着力打造一批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的新型智库,建设一批社会科学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软科学研究基地。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重点建设一批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基地、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

(九)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和企业智库。科研院所要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国内外科技发展趋势,提出咨询建议,开展科学评估,进行预测预判,促进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发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等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在国家科技战略、规划、布局、政策等方面发挥支撑作用,使其成为创新引领、国家倚重、社会信任、国际知名的高端科技智库。支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兴办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新型智库,重点面向行业产业,围绕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规划、产业技术方向、产业政策制定、重大工程项目等开展决策咨询研究。

(十)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社会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成部分。坚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由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智库的若干意见,确保社会智库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进一步规范咨询服务市场,完善社会智库产品供给机制。探索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营造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

(十一)实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规划。加强智库建设整体规划和科学布局,统筹整合现有智库优质资源,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支持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科协、中央重点新闻媒体、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军队系统重点教学科研单位及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

(十二)增强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政策研究机构决策服务能力。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政策研究机构要围绕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定期发布决策需求信息,通过项目招标、政府采购、直接委托、课题合作等方式,引导相关智库开展政策研究、决策评估、政策解读等工作。中央政研室、中央财办、中央外办、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要加强与智库的沟通联系,高度重视、充分运用智库的研究成果。全国人大要加强智库建设,开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理论研究。全国政协要推进智库建设,开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理论研究。人民团体要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拓展符合自身特点的决策咨询服务方式。

四、深化管理体制改革

(十三)深化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按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要求,遵循智库发展规律,推进不同类型智库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在智库发展规划、政策法规、统筹协调等方面的宏观指导责任,创新管理方式,形成既能把握正确方向、又有利于激发智库活力的管理体制。

(十四)深化研究体制改革。鼓励智库与实际部门开展合作研究,提高研究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健全课题招标或委托制度,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科学规范透明的立项机制,建立长期跟踪研究、持续滚动资助的长效机制。重视决策理论和跨学科研究,推进研究方法、政策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创新,搭建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平台,为决策咨询提供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

(十五)深化经费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规范高效、公开透明、监管有力的资金管理机制,探索建立和完善符合智库运行特点的经费管理制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科学合理编制和评估经费预算,规范直接费用支出管理,合规合理使用间接费用,发挥绩效支出的激励作用。加强资金监管和财务审计,加大对资金使用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建立预算和经费信息公开公示制度,健全考核问责制度,不断完善监督机制。

(十六)深化成果评价和应用转化机制改革。完善以质量创新和实际贡献为导向的评价办法,构建用户评价、同行评价、社会评价相结合的指标体系。建立智库成果报告制度,拓宽成果应用转化渠道,提高转化效率。对党委和政府委托研究课题和涉及国家安全、科技机密、商业秘密的智库成果,未经允许不得公开发布。加强智库成果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管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十七)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改革。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对外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提升我国智库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建立与国际知名智库交流合作机制,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研究,积极参与国际智库平台对话。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吸纳海外智库专家、汉学家等优秀人才,支持我国高端智库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推荐知名智库专家到有关国际组织任职。重视智库外语人才培养、智库成果翻译出版和开办外文网站等工作。简化智库外事活动管理、中外专家交流、举办或参加国际会议等方面的审批程序。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借鉴国外智库的先进经验。

五、健全制度保障体系

(十八)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依法主动向社会发布政府信息,增强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和及时性。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和程序,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受理和处置机制。拓展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和查阅场所,发挥政府网站以及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新兴信息发布平台的作用,方便智库及时获取政府信息。健全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确保不泄露国家秘密。

(十九)完善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涉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要通过举行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智库的意见和建议,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鼓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文史馆员与智库开展合作研究。探索建立决策部门对智库咨询意见的回应和反馈机制,促进政府决策与智库建议之间良性互动。

(二十)建立健全政策评估制度。除涉密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重大改革方案、重大政策措施、重大工程项目等决策事项出台前,要进行可行性论证和社会稳定、环境、经济等方面的风险评估,重视对不同智库评估报告的综合分析比较。加强对政策执行情况、实施效果和社会影响的评估,建立有关部门对智库评估意见的反馈、公开、运用等制度,健全决策纠错改正机制。探索政府内部评估与智库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政策评估模式,增强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二十一)建立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探索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决策咨询服务供给体系,稳步推进提供服务主体多元化和提供方式多样化,满足政府部门多层次、多方面的决策需求。研究制定政府向智库购买决策咨询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购买方和服务方的责任和义务。凡属智库提供的咨询报告、政策方案、规划设计、调研数据等,均可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和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建立按需购买、以事定费、公开择优、合同管理的购买机制,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等多种方式购买。

(二十二)健全舆论引导机制。着眼于壮大主流舆论、凝聚社会共识,发挥智库阐释党的理论、解读公共政策、研判社会舆情、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的积极作用。鼓励智库运用大众媒体等多种手段,传播主流思想价值,集聚社会正能量。坚持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

六、加强组织领导

(二十三)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地位和作用,把智库建设作为推进科学执政、依法行政、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内容,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体制,切实加强对智库建设工作的领导。

(二十四)不断完善智库管理。有关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归口管理的原则,切实负起管理责任,建章立制,立好规矩,制定具体明晰的标准规范和管理措施,确保智库所从事的各项活动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加强统筹协调,做好整体规划,优化资源配置,避免重复建设,防止一哄而上和无序发展。

(二十五)加大资金投入保障力度。各级政府要研究制定和落实支持智库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探索建立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投入体系,健全竞争性经费和稳定支持经费相协调的投入机制。根据不同类型智库的性质和特点,研究制定不同的支持办法。落实公益捐赠制度,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捐赠资助智库建设。

(二十六)加强智库人才队伍建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人才队伍作为智库建设重点,实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高端人才培养规划。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深化智库人才岗位聘用、职称评定等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完善以品德、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和激励政策。探索有利于智库人才发挥作用的多种分配方式,建立健全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联系的薪酬制度。加强智库专家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建设,引导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诚信意识,牢固树立国家安全意识、信息安全意识、保密纪律意识,积极主动为党和政府决策贡献聪明才智。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按照本意见精神制定具体办法。


 

二、解读《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

1. 新型中国智库,新在哪里(人民网)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陈雨露

中国智库行业必须创新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进一步朝着现代化新型智库方向着力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为中国智库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蓝图。这也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具体行动。

观察国内近期发布的智库排名,不难窥见中国智库业生态的积极变化;翻阅国际著名的智库评价体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报告》,能够感受到中国智库在全球的迅速崛起。可以说,中国智库发展正在迎来最佳机遇期。

从世界历史发展经验看,智库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重大推进作用。特别是在国家崛起的关键历史时期,尤为明显。一战后,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为代表的一批智库出现,为美国在世界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做了铺垫;二战后,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一批新型智库涌现,甚至影响了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进程。

当前,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都在发生深刻转型,中国正在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对智库出思想、出人才的需求剧增。而智库建设跟不上需求、与实际不相适应等问题,也愈发凸显。中国智库行业必须创新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进一步朝着现代化新型智库方向着力。

首先,智库要有国家责任感。随着我国协商民主体系的日臻成熟,智库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智库在价值观上,须以国家、人民利益为本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立足国情,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其次,思想创新组织力不可或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承担着汇聚人才、促进思想交流、实现战略创新的制度功能。智库在进行国际交流、举办学术会议、培养决策人才等方面的组织能力,影响着国家的治理水平乃至国际竞争力。加强智库的现代化建设,应重视研究交流、跨界沟通等管理行为的完善与创新。

另外,智库应培育舆论影响力。让学术研究更多转化为决策参考,获得公众认知,是智库的一大社会功能。在对外交往中,智库还承担着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发挥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作用的使命。因此,智库的现代化,也离不开有针对性的传播能力建设。

最后,智库应探索人才吸纳机制。智库需要吸纳更多社会精英为国家服务,既为政府储备决策人才,又为培养后备人才发挥“传帮带”作用。在欧美国家,智库建设中荐才聚贤的一种做法是采取“旋转门”机制,不少智库学者都曾担任过政府官员,反之亦然。中国的国情不同,当然不必照搬,但也需要探索,如何让那些既有专业理论功底、又熟悉决策过程,在国际治理中善于发声、有影响力的人,加入到智库中来。

总之,要让智库发展成为国家崛起的强劲助推力,对政府来说,就要善用、善待、善管智库,充分发挥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潜能。对智库本身来说,要以战略性、前瞻性的胆识推动改革创新,在组织、研究、财务、人才、国际化、成果评价与转化等方面实现现代化,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更加强大的智力支持。

2.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凝聚民智民力 共图发展大业(光明日报)

来源: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顾海良

记者:近日,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您怎样看待《意见》出台的重大意义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必要性?

顾海良:《意见》从三个方面明确指出了智库建设对于中国发展的重大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政治体制改革意蕴。

首先,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要求健全民主制度和民主形式,特别要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开展多层面、多渠道、多形式的广泛的民主协商。智库能够把各种协商主体对不同问题的不同见解加以专门化、专业化的梳理,使各方意见趋于整体性、全面性,具有权威性和可行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协商呼唤新型智库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

其次,正如《意见》所指出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要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关键是社会各阶层及各类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形成政府、社会和不同阶层及群体的协同治理。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要广开言路、集中民智,使多样化的见解、见识得到释放,使多方面的智慧、智力得以迸发,和而不同,形成合力;就要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求同存异,进而做出改革和发展的最优化选择。因此,“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相适应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这一改革的思想载体。

最后,在近年来国际经济的急剧动荡中,我国经济“硬实力”的上升有目共睹,但“软实力”的状况尚不能与之匹配。不断提升我国的“软实力”是从根本上改变思想文化方面“西强我弱”态势的重要途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就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手段。

记者: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首先要明确智库建设的目标与各类智库应当承担的主要任务。《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您对当下智库建设的主要任务有何认识?

顾海良: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的要求,把握好智库建设的基本任务和根本方向。应该在以下四方面实现重点突破:

加强理论建设,打造“中国学派”。《意见》提出,智库要“开展前瞻性、根本性、储备性研究”,而这些研究离不开扎实的基本理论。智库只有紧密结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趋势,对国家面临的问题、前景作出系统的理论论证,才能为政策提供坚实支撑。同时,只有用正确的、被国际社会所认可与理解的理论来解释重大决策,做到“中国故事,国际表达”,才能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得到更多的国际理解和认同。因此,智库的理论建设成果,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现实要求,突出时代性和前瞻性;要适应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接受习惯和思维方式新变化,增强科学性和针对性;要善于运用新的文化样式和符合各阶层特点的话语体系,增强亲和力和引导力,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学派”。

主攻战略研究,形成“中国意识”。《意见》提出,智库“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要“着力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战略研究事关全局和长远,对判定一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至关重要。以“中国特色”为根基的智库,要以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为研究目标,既清醒地看到已经迫在眉睫的“近忧”,也要准确捕捉尚不明朗的“远虑”,从而制定根本性战略,澄清“远虑”、摆脱“近忧”。尤其在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经济与政治结构治理的大背景下,更要形成国际关系等领域的“中国意识”,由这种意识出发制定方针政策,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发挥社会引领,讲述“中国话语”。社会引导的公共性、开放性与智库的社会责任性密切联系。智库专家在引导舆论和顺应民意方面有其优势,要高度关注思想文化引导的及时性、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要高度重视凝练社会共识、弘扬社会正气、传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要能把个人、阶层的局部利益和社会的、国家的整体利益有效契合,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讲得更深入民意、更贴近实际,力求缓释各种张力、弥合各种冲突,形成能够引领社会的“中国话语”。

提供政策建言,多出“中国方案”。政策影响力是衡量智库作用与水平的一大标准。智库要增强研究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用性,积极建言献策,为各级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门的决策制定、实施、评估及时提出政策建议,多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和方案。

记者:《意见》指出,要“推动高校智库发展完善”“着力打造一批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的新型智库”。高校智库建设优势何在,建设的难点与重点是什么?

顾海良:高校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方面有着突出且独到的优势——各领域高层次人才集中、学科门类较为齐全,拥有雄厚且稳定的智力资源;与国际学术界频繁交流互动,建立了多样、畅通的联系渠道,拥有研究的国际化平台,等等。在此基础上建设的智库,更能显现“新型智库”的优势和特色

如何切实发挥优势,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并以此为抓手,进一步形成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政策咨询的新思路、新格局?

首要的一点,是转变观念、改变学风、扭转科研方式,促使专家学者把专业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变化中的中国与世界结合起来。要从以前的从专业出发、从书斋到书斋,转变为从问题出发、深入社会实践,使研究和结论更有现实生命力

其次,要改变凭借单一的专业和学科去研究社会问题的弊病,大力加强协同创新。智库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问题的全面性复杂性和学科的单一性片面性之间天然存在矛盾,如果把复杂的战略问题简化为单学科的专业问题来研究,就很难掌握全局。只有通过协同创新,才能提出更加全面深入的政策建议。

3.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撑(光明日报)

来源:参与中央党校智库建设工作的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科研部主任梁言顺

国家发展呼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智库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撑。作为聚集着大批理论人才和领导干部、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的国家级重要智库机构、党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中央党校肩负着建成“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的使命,也对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切实推进智库建设有着深入思考。在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之际,记者专访了较早参与中央党校智库建设工作的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科研部主任梁言顺,请他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战略的提出背景、重大意义、总体目标,中国智库的“特色、新型”等进行深入解读。

记者: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作出的决策?

梁言顺:理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时代背景,必须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完整地展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风险、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有许许多多的思想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需要深入思考解答,一些问题甚至是世界性难题。面对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大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然而打虎光有勇气还不行,还必须具备打虎的身手和智慧。为此,必须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共同谋划“四个全面”,集体探索“四个全面”,把它推向新的更高的境界。而智库在凝聚国家智慧、形成思想合力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是深入推进“四个全面”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源汇集和供给阵地。因此,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不可少的战略措施。

记者: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其重要意义何在?

梁言顺:智库,胜在智,强在库。这个智,不单单是锦囊妙计,而是智慧谋略;这个库,超越了“幕僚”“师爷”层面,体现为系统的组织性力量。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中央从完善决策咨询制度、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高国家软实力出发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一是有利于健全中国特色决策支撑体系,完善政策决策的程序机制,提高政策决策反映社情民意的水平,增强政策决策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从而为进一步提升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水平提供支撑。

二是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现代国家咨政建言、舆论引导、社会服务等作用的重要发挥者,智库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智库所体现和代表的对经济社会发展重要事务的思考把握能力,又是国家治理能力最为重要的方面。因此,《意见》指出:“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三是有利于提高国家软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既表现为以经济、科技为代表的硬实力之间的竞争,又表现为以思想、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之间的竞争,并且软实力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占据突出位置。智库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有利于推动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更好走向世界,在国际社会树好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贡献出中国智慧。

记者: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在哪里?

梁言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新”,主要是相对于过去而言的。清晰呈现了中国新型智库“新”在何处,是《意见》的主体内容所在。

这个“新”主要体现在:一是发展格局新。《意见》规划了社科院和党校行政学院智库、高校智库、科技创新智库和企业智库以及社会智库各自的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向,并强调要实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规划,增强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政策研究机构决策服务能力等。这就从体制内和体制外、中央和地方、重点和一般等方面规划了未来中国智库发展的新格局。

二是管理体制新。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智库都属于体制内的行政机构或事业单位,因此要形成智库发展新格局,必然要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形成新的管理体制。着眼于破解阻碍和制约新型智库建设的重点难点问题,《意见》从深化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深化研究体制改革、深化经费管理体制改革、深化成果评价和应用转化机制改革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为新型智库提供了强有力的管理体制保障,其中许多措施都是多年来悬而未决的措施。

三是制度保障体系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既然以战略问题和公共决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必然要知晓公共决策、参与公共决策、评估公共决策、影响公共决策。《意见》从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完善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建立健全政策评估制度、建立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健全舆论引导机制等方面作了详细规定,为智库全方位、多方面介入公共决策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便利,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记者: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在何处?

梁言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特”,主要是相对于国外智库而言的。着意强调这个“特”,是《意见》的一大主旨所在。在智库发展相对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它们的智库运行运作方式、发挥功能作用的方式等,都积淀了一些相对比较成熟有效的经验做法。对此,《意见》都有所借鉴。比如推动智库人才的有序流动、探索有利于智库人才发挥作用的多种分配方式、推动政府向智库购买决策咨询服务、探索政府内部评估与智库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政策评估模式,等等。但是,智库在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别特点,即便在西方国家内部,这些特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因此,《意见》还强调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特”,较好地处理了智库发展与政治敏感之间的关系。比如,在基本原则上,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强调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工作,明确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政治红线、法律底线和努力方向。比如,在定位上,强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这就从研究内容、工作目的和机构性质方面,作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定。再比如,在对社会智库的引导和管理上,强调社会智库应当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确保社会智库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等等。这些考虑,既着眼于促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较好发展,又坚持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不盲从盲信一些关于智库发展的所谓的“见识”和“判断”,明确强调了中国特色。

记者:如何理解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目标?

梁言顺:《意见》明确提出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目标,并在总体目标这部分明确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当具备的基本标准。总体目标解决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向何处去”的问题,基本标准解决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出发”的问题。理解这个总体目标,实现这个总体目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思考:

一是要发挥高端智库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必须突出重点、点面结合、以点带面,是《意见》中非常明确的一个思路。因此,《意见》明确提出要重点建设50~100家高端智库,并强调支持中央党校等有条件的单位先行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

二是要着力打造特色鲜明的专业化智库。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基本标准中,《意见》提出要有“特色鲜明、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代表性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等,这些标准设置的背后,都意在推动各智库避免重复建设,防止一哄而上和无序发展,提出了差异化的智库发展思路。

三是要建立完善智库淘汰退出机制。《意见》既然设置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基本标准,确立了高端智库的引领和标杆作用,并通过健全完善人才流动机制、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机制进一步激活智库的社会生态环境,同时还强调要“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等标准。可以想见,随着《意见》的深入实施,一些不适应、跟不上、作用发挥不出来的智库,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淘汰的问题,而相应的退出机制也必将适时建立,现有的智库进入门槛较低的现象或将得到较大改观。

记者:中央党校将怎样深入开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梁言顺:《意见》指出:“支持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科协、中央重点新闻媒体、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军队系统重点教学科研单位及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这就把中央党校置于智库发展新格局的重要位置,为把中央党校建设成为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明确了努力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贯彻落实《意见》精神,中央党校将以实施教学和智库建设创新工程为重点,推动教学培训、科学研究与决策咨询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在决策咨询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一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研究,加强对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问题的前瞻性研究,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和突出矛盾的对策性研究,精心编辑内参报告,及时向中央提供高质量智库成果,全面提升咨政建言水平和决策咨询服务能力。

二是加强对学员“两带来”问题的研究,加强党情政情社情收集分析,完善教研人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机制,建立全国党校系统信息网络,充分发挥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的优势作用,使中央党校成为反映社情民意、回应社会关切、壮大主流舆论的权威阵地。三是按照“以我为主、兼蓄各方”原则,统筹教员学员、校内校外、系统内外专家资源,打造全国一流高端智库专家库,为打造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加强与国外著名智库和研究机构交流,对共同关心的全球性国际问题进行合作研究。

4. 以改革创新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民网)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陈宝生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受到社会各方面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近日,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强调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大意义,明确了智库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和政策措施,这对提升国家软实力、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改革发展伟大事业,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应对新机遇新挑战的客观需要。

一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三期叠加”的复杂环境中,爬坡过坎,任务艰巨而繁重。推动经济向中高速增长换挡、结构向中高端升级、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转变,保证经济发展顺利步入“新常态”,决策的难度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要准确研判发展态势,保证及时正确决策,有效破解发展难题,迫切需要更广泛、更高水平的智力支撑。智库的首要职能就是服务于决策。加强智库建设,更好地发挥专家学者作用,更充分地凝聚民智民意,将有力支撑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推进国家治理变革的需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的总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将使国家治理内容、主体、方式发生深刻变化。要适应利益格局多样化、信息来源多极化、价值判断多元化趋势,国家治理包括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都需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社会参与,形成现代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是国家治理与公众参与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切实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充分发挥智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三是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按照“两个百年”的战略部署,“十三五”规划承前启后,既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又要为后小康时代进行战略谋划。实现中国梦,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也需要健全的制度保障;既需要增强经济等硬实力,也需要提高文化等软实力;既需要保持国内稳定和谐,也需要提高国际影响力。从中外历史看,智库在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国家话语权、提高国家影响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智库于20世纪初诞生于美国,伴随着美国崛起,成为美国话语权的代言人、影响力的放大器。面对国际环境和大国力量对比关系的深刻变化,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就必须加强智库建设,发挥智库在对外交往中的桥梁作用,通过智库的研究交流和沟通阐释,在国际上树立中国好形象,发出中国好声音,推动中国产品走向世界,推动中国文化价值影响世界。

牢牢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方向

智库又称思想库、智囊团等,主要是指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服务政府决策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具有公共性、客观性、专业性和开放型的一般特点。《意见》提出,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格局。这就是说,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方向上既要遵循智库发展的一般规律,准确完善智库功能定位,又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体现中国特色,始终坚持智库发展的正确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领,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服务于党和政府决策作为重中之重。我们要建设的智库又是“新型智库”,它不同于过去一般的研究机构,而是要在智库的特质上大胆探索创新,从思想观念、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管理方式、制度规范等方面推动智库改革,提高智库研究能力和水平,更好地履行智库职能,真正成为党和政府决策“信得过、用得上、离不开”的参谋助手。

从功能定位上看,《意见》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作出了部署,提出了标准和要求。智库要在为政府提供咨政辅政服务、为社会提供理论观点和解决公共事务方案、为国家提供公共外交宣传等方面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资政辅政的智囊机构,针对党和政府决策急需的重大课题开展研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创新理论和引导舆论的社会服务机构,在广泛调查研究基础上向决策者反映社会意见,在作出重大决策后对公众进行准确规范的诠释,增强公共政策的社会效果。智库还应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开展民间外交、公共外交,充当“宣传和交流大使”,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是高层次人才的储备机构,提供思想产品需要汇聚不同领域的高水平专业人才,开展高强度、智力密集的研究工作也能培养和造就高层次人才。畅通人才流动,吸引和储备人才,是智库发展需要,也是国家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途径。

智库建设并不遵循单一模式,而是有不同类别。既有国家财政提供经费来源的官方智库或官助民办的准官方智库研究机构,也有高校创建的研究性机构或研究团队为主体的高校智库,还有社会公共基金兴办的非营利性民间智库。在特定的情况下,企业投资成立的营利性研究机构或咨询公司,也可以在公共政策领域发挥作用。《意见》提出,要按照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要求,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这就需要从我国智库建设现状和实际出发,遵循基本标准,突出优势特色,分类指导,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并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

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之路

《意见》提出,我国的智库发展时间短,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制度安排和整体规划,智库数量不少但水平不高,跟不上形势变化,不适应决策需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坚持改革创新,积极推进不同类型、不同性质智库分类改革,科学界定各类智库的功能定位。例如,社科院和党校行政学院要重点围绕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国情调研和决策咨询研究;高校智库要着力建设一批社会科学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软科学研究基地;科研院所要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国内外科技发展趋势,提出咨询建议;社会智库也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积极探索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不同类型的智库要结合自己的特点,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专业,形成优势。要集中力量“把一壶水烧开”,创出自己的品牌,打出自己的特色,在一些重点领域形成核心竞争力。

《意见》还就深化智库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举措,可谓亮点纷呈。要深化研究体制改革,建立长期跟踪、持续滚动资助的长效机制。完善不同类型智库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模式,建立智库竞争、激励和合作机制。深化智库成果评价和应用转化机制,拓宽成果转化渠道。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改革,建立与国际知名智库交流合作机制。《意见》同时强调,要健全制度保障体系,从信息公开、决策意见征询、政策评估、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推进相关体制机制改革,为智库发展和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高度重视,加强引导,从人才队伍建设、资金投入保障等方面创造更好的条件,推动智库健康有序发展。

《意见》提出,支持国家行政学院把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纳入事业发展总体规划,先行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推动教学培训、科学研究与决策咨询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在决策咨询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为学院智库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是国家行政学院的一项重要任务。借这股东风,把学院建设成为有重要影响的高端智库,既是贯彻落实《意见》的重要任务,也是学院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今后一个时期,学院要在梳理总结经验基础上,积极探索智库发展之路。

一是坚持正确方向,增强智库服务功能。紧紧围绕党和政府中心任务和工作大局,及时提出客观专业、切实管用的政策建议。积极主动对重大战略、公共政策和社会热点问题发声,正确阐释党的理论,解读公共政策,研判社会热点,引导社会舆情。

二是彰显优势特色,提高智库能力水平。突出教学、科研、咨询“三位一体”办学特色,突出“行政”学科特色,突出开放办学特色,努力提高咨询服务质量。

三是推进改革创新,完善智库管理体制。着力打造智库拳头产品,加强综合性、开放式和网络型智库平台建设,深化组织协调、咨询研究、经费使用、成果转化等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学院智库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

四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智库核心竞争力。要充分发挥广大教研人员在智库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注重发挥学员层次高、实践经验丰富的优势,广泛吸收和组织学院兼职教师和院外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咨询研究,形成一支专兼结合、内外互补、结构合理、有特色高水平的智库专家队伍。深化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形成以品德、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

5.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思路(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来源: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课题组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既是对智库个体提出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继续凝练各类型智库分工互补的特色,建立适应国家社会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这就要确立一个总体的发展目标定位,确立一个致力于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形成的组织载体,确立一个保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管理机制。

总体目标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提出,显示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智库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首先需要明确“中国特色”和“新型”的内涵及关系。中国智库的特色主要基于发展环境的差异性,而“新型”则体现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要求。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将“特色”和“新型”结合起来。

对于中国智库特色的凝练,需要识别中国智库发展环境的差异性。这一差异既与“苏联模式”不同,也不同于“美国模式”。“苏联模式”强调智库影响力的发挥建立在和政府之间直接而紧密的关系渠道,以便将研究成果向政府决策者输送,其优势在于参与政策过程的直接高效,其缺陷在于受制于体制因素智库专家不敢向领导人提出反对性的意见和创新性的建议。“美国模式”强调智库保持独立性,认为智库必须和政府保持距离,以便不受政府领导人意志的影响,传播独立见解,但刻意为之或者标榜,也难以真正发挥智库的独立性。

事实上,每个国家选择的智库发展道路与该国政治发展水平、制度规范、社会组织成熟程度等具有很大关系,中国智库探索和继续完善发展的“中国特色”可以概括为:智库多元化格局下的合理分工。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决定的出台,民间智库必将在中国迎来蓬勃发展期,中国智库发展的多元化格局将趋于完善。三类智库间既在决策咨询市场呈现竞争态势,又在某种程度上以各种形式实现合作,形成中国智库整体多元化并合理分工互补的特色格局。同时,智库参与的协商性将为中国智库多元化格局下分工互补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综合起来,我们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总体目标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具体而言,“服务决策”是根本,“适度超前”是关键,表现为内部提升公共政策质量,外部增强国际影响力;发展前提是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落脚点是建设高质量智库。

激励机制

任何一个组织在运转中,都需建立起相应的激励机制,以使组织成员在其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引导下实现组织目标。如此,激励机制从组织内部而言,是引导组织成员为组织目标实现而奋斗的激励性制度安排;从整个组织体系而言,是引导整个组织体系为提升整体目标实现能力的激励性制度安排。

所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激励机制应该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建设。从智库内部而言,应该在组织中建立起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相结合的激励机制,同时做好组织绩效的测量和记录工作,为如何衡量智库成员绩效做好准备;从整个组织体系而言,应该着重通过智库的声望和影响力评价进行激励。智库作为稳定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其工作重心主要为政策研究,类似其他学术共同体,智库对其声望和影响力异常重视,智库提交的政策建议被采纳并在实践中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这种社会价值实现的成就感,是对智库的最高奖励。尤其是一部分智库的确在按照非营利组织的模式运转,对其激励应以提交的思想观点、政策建议的决策机构采纳度、社会认可度和实践效果的总体评价作为声望奖励。同时激励机制也应考虑政策实施绩效的滞后性,对其评价也应该将智库的长期绩效和短期绩效评价结合起来,以便能够更加全面、更加长远地衡量智库的绩效。

竞争机制

一个组织体系的良性运转有赖于组织体系随外部环境变化的自适应能力。这个自适应能力来自于组织体系中各构件的相互竞争。要确立一个智库间适度竞争的机制安排,通过公平竞争,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整体质量。这实质上是指智库在思想市场竞争的规则问题。智库作为思想市场思想观点和解决方案的供给方与决策需求方是这个适度竞争规则的共同制定者和实践者。目前受制于种种因素,中国当下的思想市场是个典型的“买方市场”,尤其是政府决策咨询业务的特殊性,使得这个“买方市场”的地位将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下去。所以竞争机制确立的主导者在于买方——政府决策机构。政策决策机构应该制定相应的规则使智库能够在公开公平的环境下竞争政府决策咨询业务,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决策机构应该允许智库发出不同的声音,提出不同的观点、方法,并通过制度化使之持续下去。

合作机制

智库间的竞争机制发挥到一定程度,会造成智库的优胜劣汰和分工调整。从整个智库产业而言,因竞争造成智库寻求不同的竞争优势。同时,智库间本身存在着不同领域的竞争优势和因所在区域不同而造成的区域政策问题竞争优势。这样的划分将会使竞争态势下的智库表现出各具特色的智库生态。但是,各个国家面临政策问题的发展趋势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愈发凸显出其复杂性,智库间的合作就成为获得更大范围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智库间的合作机制的确立不像竞争机制一样主要以政策决策机构为主导,也不像激励机制一样分为内外部而需要不同的主导者。合作机制的建立是智库间自我组织的一个结果,需要不同竞争优势的智库间在合适的政策环境、政策问题及智库生存环境下的自我选择并按照协商的规则进行合作。近年来,教育部推出和倡导的协同创新中心计划,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开始出现协同创新中心,其实质就是智库间的合作,甚至是智库和其他科研院所、企业间的协同合作。

监督机制

智库管理机制中的监督机制主要发挥其规范智库发展的纠偏功能。智库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因经费资助方的利益诉求而使智库赖以发展的公共性大打折扣,也可能会出现智库成员在思想观点和政策建议中寻求个人私利或伙同他人渔利的现象。这就需要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发挥纠偏的功能。如何能将多元的利益诉求整合起来为组织目标实现而努力,并保证努力的方向在既定的轨道而不越轨,监督机制的建立必不可少,这也是组织管理职能中控制职能的一个体现。智库监督机制的建立应该从三个层面进行:一是智库内部的监督机制,比如各种财务制度、保密制度等;二是从智库协会的角度,行业内的监督机制,比如学术不端之类的数据造假、观点思想抄袭等;三是从政府监管的角度,主要从立法和执法的角度,比如智库活动在保密法或其他法律法规框架下的监督检查等。

管理机制的确立过程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规划涉及的具体政策制定和逐渐完善的过程,也是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思路。

6. 建设新型智库的三大亮点(光明网)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政府管理技术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丁艺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以来都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提出了要加快智库发展的要求。最近,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了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的发展目标、建设思路和基本原则,《意见》具有以下三个亮点:

一、智库的功能定位突出导向性

《意见》首先对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定位加以界定,准确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并系统地解释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科学民主依法治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国家软实力之间的关系。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就是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这是既符合国际智库发展潮流,又与其他国家智库发展模式相区别,与中国现实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高度适应和契合的精准定位。同时,又将智库研究的主要问题领域加以精准表述,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将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明确的指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发挥的功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定位与主要研究内容既互为表里,有相互补充,旗帜鲜明指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方展方向。

二、智库的规划设计具有系统性

《意见》也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发展做出了系统性的规划设计。促进社科院和党校行政学院智库创新发展,推动高校智库发展完善,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和企业智库,规范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实施高端智库规划,增加中央国家机关所属政策研究机构的决策服务能力。已经规划出了一个高度整合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现有科研咨询教学资源,充分调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各大高校以及相关企业积极参与的,跨领域、跨学科、分层次、有侧重,各具分工又相互协调,良性竞争又优势互补的,具有高度系统性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发展的新格局。能够为中国经济社会不断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政策咨询、决策服务、智力支持和具体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在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领域的功能。

三、智库的发展路径凸显改革创新精神

《意见》不仅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定位、发展规划做出了准确地描述,同时也对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实现建设新型高端智库的路径提出了明确、具体、极具改革精神的要求。《意见》中明确提到的深化研究体制改革,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改革,深化成果评价和应用转化机制改革,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完善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建立健全政策评估制度,建立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等要求,都是对我国智库以及相关机构的原有运行、科研、管理体制的重大突破创新。能够有效克服传统智库和科研机构在发展中遇到的效率低下、闭门造车、理论不联系实际、成果转化率低、难以对各级政府实现有力的政策咨询服务等问题。有利于提升中国智库体系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智库的科研水平和辅助决策能力,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与各级党政机关相互促进协调统一的支撑服务机制,为各层次各领域的智库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不断促进智库运转效率的提高,促成智库成果的现实转化成效,提高智库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

信息化发展是我国的重要国家战略,信息化建设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信息化领域的相关研究机构要进一步重视对有关国家、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特别要加强对网络强国战略和信息化战略的相关问题,以及在互联网时代运用信息化手段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改善为民服务水平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促使研究成果真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所用。

7. 一文读懂《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新华网)

中国打造新型智库体系 重点建设50至100个高端智库——一文读懂《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总书记如是说】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时指出: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近些年来,我国智库发展很快,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尤其是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总体目标: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到2020年,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

——造就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德才兼备、富于创新精神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

——建立一套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管有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什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

【必须具备八大标准】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实体性研究机构;

(2)特色鲜明、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

(3)具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代表性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

(4)有保障、可持续的资金来源;

(5)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

(6)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

(7)健全的治理结构及组织章程;

(8)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良好条件等。

【数据指标:重点建设50至100个专业化高端智库】

实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规划。加强智库建设整体规划和科学布局,统筹整合现有智库优质资源,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

支持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科协、中央重点新闻媒体、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军队系统重点教学科研单位及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

【打造新型智库体系的路线图】

——发展新格局:促进社科院和党校行政学院智库创新发展;推动高校智库发展完善;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和企业智库;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实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规划;增强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政策研究机构决策服务能力。

——深化五项改革:深化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深化研究体制改革;深化经费管理制度改革;深化成果评价和应用转化机制改革;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改革。

——健全制度保障体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完善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建立健全政策评估制度;建立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健全舆论引导机制。

【智库产品纳入政府采购】

意见指出,凡属智库提供的咨询报告、政策方案、规划设计、调研数据等,均可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和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建立按需购买、以事定费、公开择优、合同管理的购买机制,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等多种方式购买。

8. 国外智库建设

智库的“美国模式”

独立性、非营利性、特色化、现实性和简洁性是美国智库主要特点。其中,独立性是本质特征。它包括思想的独立、资金的独立和政治的独立。

为保证智库专家研究的独立性,美国智库在机构设置上以政策研究为核心。

资金的独立是指智库的研究不受到资金来源的影响,每家智库在接受资金捐赠时都力图保证自己的研究过程和结论不受资金来源的影响并努力使资金来源多元化。

政治的独立是指美国智库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研究过程遵循客观、独立。虽然某些智库的研究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但大多数美国智库都力求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受任何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智库的“苏联模式”

苏联的智库出现于苏共二十大之后即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为反思国内经济和政治现实,同时弥补当时的苏共领导层对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认知严重不足,以苏联科学院为首建立了一系列智库机构。除了科学院体系内的智库,苏联共产党内也设立了一些分析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提升官方意识形态,使之适应新的世界水平和新时代的要求。苏联领导层利用这些党内智库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受当时历史的局限,苏共党内智库专家学者的主要职能是为苏共各种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国外知名智库一览

美 国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1927年成立,位于华盛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年度预算6070万美元,致力于对经济、外交和行政管理等公共政策的研究和教育,研究专长是美国外交政策、中东问题, 2009年1月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世界30个最好智库的第一名。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910年成立,位于华盛顿,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非营利民间组织,年度预算2200万美元。主要通过全球性政策项目、俄罗斯和欧亚问题项目、中国项目,以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协助制定关于传统和新兴问题的政策辩论内容。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全称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1948年成立,位于美国加州。著名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早期从事军事设备研究,现研究范围扩展至美国国家安全、国际事务、反恐以及能源与环境、教育等领域。曾凭借对朝鲜战争的准确预测声誉鹊起,以对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间的准确推断确立了地位。而后对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经济大萧条和德国统一等重大事件的成功预测,使其成为美国政界、军界的首席智囊机构。年度预算2.51亿美元。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1962年成立,位于华盛顿,是一个无党派的研究机构,年度预算2900万美元。主要从事包括评估美国的政策风险,分析欧盟、东盟等地区性事务,研究国际安全与稳定以及建立国家长期战略等研究活动。曾经有浓厚的保守色彩,被称作“强硬路线者之家”与“冷战思想库”。近来,该中心政策已变得相对温和。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1919年由美国总统胡佛创立,位于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早期专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现已成为研究美国内政、全球安全、亚洲及中国问题的权威智库,它的许多成员在美国政府担任重要角色。胡佛研究所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化史料文献收藏地之一。年度预算3410万美元,大部分由保守团体和大公司捐助。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1961年成立,原主要研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增进美国与欧洲的安全关系。它是美国政府较为重视对华研究的主流智库之一。该理事会的董事会成员都是政界及学术界极有影响的人物,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哈佛大学著名学者约瑟夫·奈等。但因接受美国国防部的资金支持,其观点难免带有军方保守思想的烙印,在思想倾向上属于中间偏保守,与台湾关系较为密切。

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1973年成立,位于华盛顿。曾积极支持并影响过里根政府,是美国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保守派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之一。其开创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新型研究模式,被称之为“鼓吹型智库”,它不仅有明确的思想,还以推销这种思想为己任。

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21年成立,位于纽约,是对美国政府最有影响力的、无明显党派倾向的智库之一。一直集中体现美国东部财团利益,推行“眼光向外”的全球外交路线。不管什么党派掌权,历届美国政府包括总统在内,都有相当一部分是委员会成员。

欧 盟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1983年成立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是欧盟的主要智囊机构。其资金主要来源于会员费(包括120个企业会员和130个机构会员)和欧洲委员会的项目资金。政策研究涉及欧盟宏观经济、对外关系、气候变化、司法内务等方面。

英 国

英国国际事务皇家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20年成立,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的查塔姆大厦内,“查塔姆大厦”(Chatham House)也因此成为它的另一个名字,年度预算1240万美元,是英国规模最大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主要研究领域是能源与环境问题、国际经济、地区研究和安全问题。

费边社(The Fabian Society):1884年成立,隶属于工党,英国最古老的左派思想库之一,一直为左派政党的社会公共政策出谋划策,对中左派思想的发展贡献颇大。

外交政策中心(Foreign Policy Centre):1998年由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时任外交大臣的罗宾·库克共同发起组建,是英国一个重要的对外政策研究机构。中心对外标榜为独立研究机构,资金来源靠自筹,主要由社会各界捐助,不接受合同课题研究。

法 国

法国国际问题研究所(Frenc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79年成立,是法国最大的、独立的、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年度预算810万美元,研究专长是泛大西洋关系、欧洲事务。

巴黎政治学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1871年创立,被誉为法国社会精英的摇篮,现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前任总统希拉克,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都毕业于此。学院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四大学科领域享有国际声誉。(《中国报道》2009年第12期)

英国智库考察报告

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第二研究室副主任、助理研究员  戴 慧

2013年9月,笔者参加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组织的英国智库管理与研究方法考察和培训。期间,先后拜访了英国参议院Ms Heather Wheeler议员、伦敦市议会以及英国知名智库海外发展研究所(ODI)、改革研究所(REFORM)、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简称CPS)、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等,并听取了亚当·斯密研究所(ASI)高级研究员Tim Evans和英国硅谷创始人之一Steven Windmill先生的授课。20天的培训学习加深了笔者对英国智库的类型、历史、管理与研究方法的了解,以下简要谈些心得。

智库定义

如何定义智库?Tim Evans先生(现在也是科普顿中心的总监)认为智库是以某种共同理念(或信念)为支撑,研究公共政策,并发行出版物、举办会议并常被媒体报道,以参与思想斗争并影响公共政策形成的机构。Steven Windmill先生则认为,“智库”是以从事多学科研究为依托、以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为目的,以提供思想为支持的非盈利组织和机构。这两种定义大义相似,基本是从智库的行为、活动、目的、形式角度来定义智库。

英国智库的类型

英国的智库很多,Tim Evans先生等学者认为,几乎没有一个智库能在公共政策和思想领域垄断,他们私下可能相熟,但也常公开辩论。从整体来看,英国的智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与立法者关系紧密,帮助他们制定政策,从而影响公众;另一类与学校、学者、杂志主编和公众紧密联系,形成意见和思想,再影响立法者,一般是独立智库。这两类智库的影响渠道不一样,在一个健康的体系里,两种智库都是需要的,它们还可以形成一定的竞争。

此外,还可以从别的角度分类。

根据研究主题不同,可分为政治类、经济类、外交类智库,也可以分得更细,分为研究经济、社会政策、宪法等等的。我们访问的智库中,海外发展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改革研究所都是经济类的。

根据隶属不同,可分为政府型、政党型、独立型智库等。例如,英国知名智库查塔姆学会(Chatham House)就是政府型的。一些智库虽然强调自身的独立性,但实际上主要支持者和服务对象是政府或某一党派,例如,我们访问的海外发展研究所实际上主要支持者是英国国际发展署,而政策研究中心和改革研究所实际上都是保守党的智库。独立型智库中还包括一种特殊的智库,即个人建立的智库,目前Guido Fawks通过个人博客及与媒体互动产生的影响力足以反映出互联网时代个人智库现在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此外,英国的一些大学和企业也拥有自己的智库。前者例如伦敦政治学院的国际事务、外交与战略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diplomacy and strategy,简称IDEAS),是知名的智库。后者如一些咨询公司。

根据智库的思想倾向性,英国智库可以分为左翼倾向智库、右翼倾向智库和中立倾向智库。或者说智库的理念不同: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如费边社(the Fabian Society);有信奉自由主义的,如亚当斯密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和改革研究所;还有成员中理念不尽相同的。正因为此,这些智库及其成员间经常有思想冲突和碰撞,但也会因此产生思想火花和创意。

英国智库的优势及受重视的原因

智库的存在价值和优势在哪?综合我们访问的各大智库专家观点来看,他们认为智库的优势在其高质量的思想,能想政府之未想,能问议员和官员之不便问、以在沟通协调的基础上获得最优方案,扮演超前、超脱的角色。

英国重视智库的原因,改革研究所所长的解释是:过去20年英国的文官制度效率严重下降,传统上政党和政府通过传统媒体与公众沟通,但随互联网的发展,传统媒体的传播质量下降,故而在英国政治体系中出现空档,需要智库这类机构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

 

英国智库通过发挥多种功能,填补了这一政治空档。其中包括:一,帮助制定政策问题的分析框架,提供相关问题的背景信息;二,在政策辩论中提供有见地的建议;三,帮助政府向公众解释政策,帮助理解政策;四,帮助政府建立公众对政策的信心、满足公众对政策的期望;五,对中长期社会重点问题提出“预警”,提醒政府防止出现重大失误和偏差;六,为政府提供直接的政策建议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七,为英国摆脱经济危机、实现经济复苏提供国际经验借鉴。

Tim Evans先生则强调,危机凸显出智库的重要性,危机时官员需要智囊,是智库受到重视的一大原因。他从英国危机与智库发展史角度做了阐释。1830年到1960年末期,所有政客,不论党派,都对民众做出不同的承诺,但国家未能兑现。当时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广泛存在,政府越来越大,国有企业很多。而国际收支恶化终使1967年英镑贬值,第一次石油危机后英国经济衰退,1976年英国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1978年到1979年之交,迎来“不满的冬天”(工会举行大罢工,反对工党政府通过限制工资来遏制通胀的做法),促使工党政府下台,而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政府赢得1979年的大选上台。撒切尔上台后,为了应对当时公务员和党员提不出什么新想法的局面,她选择了亚当斯密研究所等外部智库来为其提供新的想法,并采纳了其部分建议,推行撒切尔主义。

 

英国智库的管理方法

(一)研究工作的组织和管理方法

英国智库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课题研究和平时追踪、应急研究两类。

课题研究通常遵循“选题—筹资—研究—评审—发布”或“委托课题—研究—评审—发布”的模式。前者一般为研究所自己独立选题,后者为委托课题的运作模式。在我们访问的智库中,大多数是独立型智库,更强调前者。这是因为在英国,独立型智库为了追求其观点的中立和独立性,会要求其研究资助者不能干涉其研究成果中的观点,他们通常会在每年某月定下下一年的研究课题计划,然后寻求资金支持,再开展研究。一些独立型智库甚至明确规定每个资助者的最高资助金额,以防止课题研究成果明显偏向于课题资助者。例如,亚当斯密研究所就规定每个企业捐赠者每年捐赠额度不得超过5万英镑。但一些实为党派型的独立智库,则对捐赠者结构和额度范围对外保密,例如政策研究中心(CPS),也就难保证其观点的中立性了。

在课题选题阶段,较大的智库通常会成立选题小组,成员为智库内每个研究部的领导或权威,对资深研究员们提议的课题题目和计划进行评审,最后根据计划研究课题数量做出决定,例如海外发展研究所。而一些小的智库则直接由智库的一把手决定选题,如政策研究中心和改革研究所。而一些有党派或政府背景的智库在选题时还会听取议员、政府官员的意见,以便提高研究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在课题研究阶段,一些大的研究所有时也会邀请外部专家参加,对国际问题方面的研究,他们会通过与国际组织合作研究,以提升资源共享性并传播自己的理念。例如,海外发展研究所一半的课题是与国际组织(世行、IMF、欧洲投资银行等)合作的,在课题研究阶段双方研究人员的想法就已进行了足够的交流,并且相互逐渐熟悉,在以后的会议或课题研究中还会保持交流,这些都非常有利于该研究所的理念传播和这些国际课题成果的应用性。

在课题评审阶段,一些小的智库直接由智库内部相关领域资深专家审查,而一些较大的智库,则很注重研究质量,执行严格的评审机制。例如海外发展研究所通常邀请所外的同行专家担任课题评委,其意见以匿名形式反馈给研究所。评审标准主要包括: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科学依据,论证是否充分;研究报告的陈述是否有效;结论是否客观公正等。

在课题成果的发布阶段,英国智库常会邀请大众传媒(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开个小型发布会,对其成果进行报道。当一些研究课题组中缺乏知名的研究人员时,有的研究所还会邀请该领域的知名专家点评、推介,以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由于体制原因,英国的智库,尤其是独立型智库,非常注重利用媒体宣传自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其对政府官员、议员以及公众的影响力,并更好地发挥在这三者间的沟通作用。

除了课题研究之外,英国智库重视平时追踪和临时委托课题的研究。针对一些热点,他们会组织小组研究。例如,Tim Evans提到,针对比特币和互联网金融,他会组织研究金融的小组来研究,为了避免各研究人员观点倾向上冲突的情况,他会在分工时注意,例如,将他们分配成分别研究英国、美国、中国等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情况。这样的热点问题研究既能帮助研究所对热点问题做出快速反应,并保持在媒体和外界的声音和声望,又能为研究所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打下基础。又如,改革研究所也会就一些突发和重大事件进行分析、点评并给出对策。此外,英国智库也会有一些临时的委托课题研究,例如改革研究所有时会受一些官员委托就某一问题开展研究。

作为研究工作的重要辅助,英国智库也经常组织各种主题的会议,邀请政客、某一主题的利益相关方(行业协会、企业家、工会、普通百姓等)、同行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一些合适的场合还会邀请记者参加,以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以借此了解各方观点、形成自身的观点并尽量使自己将提出的方案能为各方接受,或是借此帮助政府去做些沟通和了解实情的工作。除了正式会议,智库的资深研究人员还会私下与官员、议员交换意见。智库内的研究人员也会频发地进行讨论,这样不仅可以通过思想碰撞来点燃思想火花、激发创新,而且可以充分融合大家的观点。平时,智库和其工作人员还必须与相关行业的业内人士保持联系(如从事医疗保险研究的智库和研究人员平时需要与医院、医生、药品企业等保持联系),以了解行业内变化、问题等信息。有时,他们还会做些抽样或问卷或实地调查,以了解实情及利益相关方的感受和诉求,例如,从事选举问题研究的智库会对选民做些调查。这些工作对他们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

英国智库注重宣传,不仅通过定期不定期地发布一些研究报告和简报等出版物、建设并不断更新智库网站来宣传其成果,而且还充分利用媒体宣传。它们鼓励自己的研究人员接受记者采访,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文章、写专栏,就一些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一些研究所,例如亚当斯密研究所,甚至对新人进行与媒体沟通方面的培训,而且在某位同事接受采访或发表文章后,其他同事还会事后与其讨论,帮助其更好地应对媒体。它们认为研究人员声望和影响力的建立和提高会帮助智库本身提高声望和影响力,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凸显实力和长久生存下来并兴旺发展。

(二)人力资源管理方面

英国智库主要通过人才招聘、薪资确定、科研评价、人才培养、人才晋升与流动等方面来筛选人才、吸引人才、留住和培养人才。

在人才招聘方面,英国的一些智库强调人才的教育背景,如海外发展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一般都出自名校。但是,也有一些智库在招聘时会更综合考虑地人才的发展潜力(如是否聪明、有悟性、对一些事有独到见解)和他之前的教育和工作背景、生活经历。例如,亚当斯密研究所和Tim Evans创办的科普顿中心认为来自相似教育背景(如同所名校)的人往往想法会雷同、难有差异较大的想法,因此他们常不拘一格录人才,只要他们认为某人很聪明、见解独到,他们愿意录用他,并且培养、帮助他成长,如允许他在该智库内工作一段时间后到好的学校去深造。而改革研究所的负责人则讲到他们的研究人员有以前做律师的,有做过记者的,甚至还有离职官员。他们认为不同的经历和阅历对做好研究工作是很有用的。

薪资方面,英国智库一般根据研究人员的级别、参与研究工作量等指标综合确定其年薪。但除了薪资外,研究人员在智库内一般无其他收入。通常,资深研究人员收入高于普通研究人员,即使是后者一般也高于当地平均收入水平。例如,改革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年薪约6万英镑,远高于伦敦市的人均收入水平(3万英镑)。他们认为研究是知识密集型工作,而知识的载体是人,因此,研究人员的收入要达到足够留住他们并激励他们更努力地工作、创新的水平。

在科研评价方面,一些智库采用数量化的科研考核办法,例如,写了多少研究报告、发表了多少文章等等;而一些智库,如亚当斯密和科普顿,则认为智力是很难评价的(Intelligence is hard to evaluate)、更难数量化,它们更依赖研究带头人们对研究人员的评价。那些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会被逐渐淘汰掉,或是被辞,或是因压力大主动请辞。而考核结果持续较好的,则会到适当时候考虑其晋升(如由普通研究员升为资深研究员,或是让其担任课题组织者等)。

在人才培养方面,英国智库非常注重资深研究人员对年轻人员的传帮带机制。这不仅体现在平时研究时的领导、讨论和指点方面,还可以从入职培训中窥见一斑。例如,Tim Evans讲到在亚当斯密研究所或是科普顿研究中心,他们会对新入职的研究人员进行为期一周多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研究所的理念、研究方式、与传媒的沟通等方面,然后,他会挑个多位记者一起采访自己的场合带他指点的年轻人去,让他亲身体会下,并认识这些以后他需要打交道的媒体,剩下的就得靠年轻人自己去学习了,当然,他们很愿意给年轻人机会、帮助他们成长,即便有时他们要冒一定风险。

在人员的流动性方面,英国智库鼓励人才流动,而且愿意保持合理水平的人员流动率。由于智库的研究人员与政府、企业、大学、媒体甚至国际组织有着频繁的交流,他们的流动渠道很广,流出的研究人员有去政府工作的,有去国际组织的,有去大学的,有去媒体的,也有去企业的。例如,海外发展研究所(ODI)的研究人员平均在ODI工作的时间约五年,人才流动率达约20%,很多研究人员离开ODI后去了国际组织和政府工作。改革研究所负责人也提到,他们愿意人才保持一定的流动性,因为他们离开后往往能去更好的岗位,例如之前他们联系的一些议员在转为政府官员后有时会从他们那里带走自己中意的智囊,这对研究所显然也是件好事。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智库的一般研究人员可以只是某领域的专家,但其研究带头人一般都既是专才又是通才。例如,给我们授课的Tim Evans专长的是医疗保险,但对货币金融、管制经济学、经济学思想领域都非常熟悉。这大概既是研究带头人常要代表智库对外发言所需,也更有利于其研究的组织和智库发展的需要。

(三)国际交流

英国智库不仅重视国际交流和研究人员的国际交流能力和国际视野,而且通过将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相结合,构筑了英国参与领导世界的软实力,并一定程度上较好地维持了英国的国际领导力。例如,海外发展研究所在研究国际金融问题时通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交流使自己的观点能被部分吸纳入其政策制定中。海外发展研究所还承担了一些对外技术援助项目。例如,其海外研究员项目招收合格的年轻经济学家,派到一些愿意接受其技术援助的低收入国家(主要在非洲)的重要财经管理岗位,实际上是担任其政府内的经济学家,为其财经政策出谋划策。海外发展研究所每年提供两万英镑的资助。这些低收入国家因缺乏此类技术人才,往往会对其加以重用。这不仅对海外发展研究所的理念输出有利,对参加该项目的年轻人也会构成重要的工作经历。这个项目的资金来源实际上主要是英国国际发展署,他们担心由政府直接组织提供这种技术援助反而受援国会不愿意接受,所以通过独立智库海外发展研究所来运作。而非官方背景的独立智库,如亚当斯密研究所,即便在研究互联网金融问题时也会关注世界范围的发展情况,并思考其未来的可能影响及应对和管理措施。可见,英国虽然从经济规模和历史来看已是日落帝国,但其通过已建立起的国际秩序、与美国的联盟和在欧盟的影响力,以及其技术优势(包括其对世界的了解、国际视野、研究能力和先行程度等)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其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而其智库无疑扮演着重要的技术中坚作用。

英国智库的研究人员不仅具备英语语言优势,而且研究水平也足够与国际组织研究人员在同一层次上交流,这种微观实力是英国智库整体软实力的基础。

(四)智库经费筹集与管理

英国智库研究的资金来源有政府资助、欧盟资助、企业、个人和慈善机构捐赠、研究委托等。有的还有版权收入和会费资金。由于强调独立性并要向资助者表明资金使用恰当、有效,有的智库会对捐赠者设置最高捐赠额,或向捐赠者公示其资金使用情况、财务状况。有的独立型智库还向公众公示以证明其观点未受到捐赠者直接影响。如上文所述,英国的独立型智库一般要求资助者不能干预其研究观点,资助者资助只是因为他们认可该智库的理念。

美国智库发展现状与评价

智库,是一种把科学作为政治决策的工具。从历史渊源看,智库发轫于美国,逐步演变为一种世界现象。从类型上来看,美国智库可以划分为学术型、合同型和游说型。智库种类不一,运行机制也有不同。在美国,智库已经成为了继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种国家权力。

美国智库的概念与起源

智库,从字面含义看,是指智慧中心,又称为“思想库”。一般认为,智库是指从事经济、政治科学、产业与技术发展战略以及政治军事问题研究的组织。在美国,智库被称为“思想经纪人”或者“思想销售者”。智库自称“没有学生的大学”。但智库并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机构,其存在的真正目的是影响政府决策,发挥政治影响力。虽然从外观上智库保持着科学组织的形式,但实际上与商业组织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尤其是在经费使用、人才聘任、项目开发等方面,智库极具商业组织的特点。

美国智库也被誉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继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与国家权力机构不同的是,智库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非党派性以及客观中立性等特征。美国智库以强大的专家阵容和精湛的专业水准为国家的内政外交提供理念支持,为各届政府输送高端人才,引导民众对公共政策问题的认识,成为美国提升公共政策效力的强大法宝。

在美国的整个历史中,国家管理阶层一直注重吸引科学家和专业人士作为重要事项决策的专家顾问。1863年,国会通过专门法令建立国家科学院作为国会和政府的集体顾问,科学院的50名初始成员分别以集体和个人身份被授予社会发展重要决策的政府顾问。国家工程学院和国家医学院被国会法律合并到国家科学院。他们一起组成国家研究委员会作为议会和政府开展所有与科学和进步有关活动的专家顾问。因此,美国智库的出现,是专家参与解决实际问题逻辑的进一步拓展,这也是为什么智库在美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在19世纪后半期,随着受过大学正规训练的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逐步增多,出现了一批研究如何改善和提高社会福利问题的专家。从大学毕业的专业人士尝试建立科学家和政治人物的稳定联系。美国通过学习英国和德国的经验,1865年建立了美国社会科学协会,1885年建立了美国经济学协会,1903年建立了美国政治科学协会,1905年建立了美国社会学协会。这些机构不仅仅是一个专家的联合,这些新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与政治人物互动,专注于专家意见在政府重要决策中的作用。

在上述时期,美国出台了慈善基金组织制度,许多大的基金会被建立。像拉塞尔塞奇基金会(1907)、纽约卡内基公司(1911)和洛克菲勒基金会(1913),这些基金会至今在资助科学研究活动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现代对智库的理解,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其实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智库。在这家公司的主要企业家去世后,他妻子分配1000万美元研究当时美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最初,公司管理基层招聘知名大学的教授,通过给他们拨款让他们在课余时间研究。为了更好地完成资助者的愿望,基金会后来雇用专家作为他们的职员专门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这样,这个基金会就成了美国第一家智库。

这个事件促使了第一波美国独立研究机构的建立。这一时期成立的机构依然在当代美国外交政策、经济与社会政策智力支持中扮演重要角色。1910年,知名的工业家安德鲁·卡内基建立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19年,未来的美国总统胡佛建立了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此外,其他众多的智库不断出现,如1916年的政府研究院、1927年的布鲁金斯学会;1921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建立;1943年美国企业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成立,后来成为了美国企业研究院。上述这些智库,为政治人物提供建议,分析外交事务的发展进程,预示社会当代面临的紧急挑战和各种可能的发展趋势。他们重视通过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不同的听众,虽然也偶有向决策者提供建议,但不直接影响某项特别政策制定,而是透过研究成果告知决策者和民众政策选择潜在的后果。他们将专业研究与政治过程分开以保持研究的专业化、独立性的原则,这种理念也正被许多当代智库放弃。这一时期成立的智库被称为第一波智库。

二战后,由于智库针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阵营采取了一种独立的、无政治立场的观点,使其获得了重要的地位。因此,西方专家把第二波智库的建立与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发展直接联系。由于当时的美国政界需要客观、无偏私地评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和力量,智库也就当然成为了重要的思想输出平台。同时,又由于行政更迭,美国政府行政分支改变管理模式对第二波智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在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更倾向于直接雇用专家到政府工作。这个时期,许多政府资助的智库成立,其中,1948年建立的兰德公司就是在安全领域研究和保护美国利益的公司。1961年成立的哈德逊研究所以及1968年成立的美国城市研究所也都是由政府负责资助的。

1970年代初,美国智库又进入了另一个新时期,也就是所谓的第三波。该时期智库在目标定位上与以前不同。如果说在此之前成立的智库主要着眼于研究大规模的公共政策问题,第三波智库则致力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另外,这一时期的智库呈现出一定的意识形态导向。这类机构包括1962年海军上将伯克和阿布希尔资助成立的战略国家研究中心,1973年创立的保守主义的传统基金会,1977年卡兰建立的卡托研究所。在这个时期,支付给独立机构提供专家服务的政府经费进一步增加。签订合同项目获得政府支持是该时期智库主要的资金来源,因此特别的政治偏好也是第三波智库的重要特征。由于全球化的推进、冷战的结束以及跨国问题的出现,智库在20世纪70年代有了一个实质性的增长,三分之二的智库是1970年代以后建立的,一半以上是1980年代建立的。

美国智库的分类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2012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截止到2012年7月24日,全球有6603个智库,其中:非洲554个,占8.4%;亚洲1194个,占18%;欧洲1836个,占27.8%;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721个,占11%;中东和北非339个,占5.1%;北美1919个,占29.1%;大洋洲40个,占0.6%。美国共有1823个智库,90.5%的智库是1951年之后建立的,其中31%的智库成立于1981年至1990年,约有25%的智库设在华盛顿。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全世界,智库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国际发展、国际关系和安全、国家和国际经济社会政策、公共健康和环境。在排名靠前的智库中,美国智库占大多数。

智库的分类方式各种各样,智库可以是一种研究所、社团、公司等形式,其研究领域涉及社会政策、政治战略、社会和科技问题、工业或商业政策以及军事咨询等。其中美国著名的智库研究学者阿米得根据智库的附属关系、组织结构、研究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导向所作的分类最具有逻辑性。根据这种方法,美国智库可以分为学术型、合同型和游说型。需要指出的是,也有智库包含上述三类智库的所有特征,也被称为混合型智库。

学术型智库是指具有较高声誉和科学水准的独立研究组织。他们自己选择研究对象,其经费来源也能保障其独立性,具体的经费包括捐赠和赞助。其中,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都是学术型智库的极好例子。学术型智库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他们追求冷静客观的科学分析。在研究旨趣确定上与大学一样,强调科学精神,追求客观知识,为政策精英提供“正确的”政策知识,从而长远地影响决策观念。在政府与学术界、知识与权力之间,它们更靠近知识和学术界,其研究成果主要以公开出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从而对决策者和大众产生影响。虽然学术型智库专家也零星地给政策制定者们提供咨询,但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教育和警醒政治人物和公众认识到潜在的社会问题。他们始终保持与政治分离,他们追求独立,不直接影响某项具体的政策决定。一般来说,学术型智库由不同的基金会、公司和个人资助,其研究日程自己内部制定,其中研究人员发挥关键作用。

合同型智库,有些类似学术型智库,他们聘用大学教授或者具有较高声誉的专家。合同型智库努力进行客观研究,不受政治立场的影响。他们和学术型智库最大的不同是资金来源和决定研究领域的程序。合同型智库主要是由政府发起,其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政府资助,因此其研究方向也由政府确定,研究政府认为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他们的研究结果一般是综合性的研究报告,提交给资助方使用,而不是像学术型智库公开出版研究结果,但大多数研究报告也在网站上发布。如兰德公司就是典型的合同型智库,其成立的目的是为美国空军的国际交通提供咨询。虽然兰德公司的正式身份是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但由于其接受政府大量的合同型项目而不能成为纯粹意义上的中立机构。但另一方面,由于兰德公司努力保持去政治化的研究立场,也使其赢得了较高的声誉。

游说型智库,是指具有意识形态、政治化和问题导向的智库。该种类型智库就重要社会问题为政治人物提供研究成果和数据分析。与学术型和合同型不同的是,游说型智库把他们的思想向特定的观众游说,而不是大众。这类智库的创办人负责资助活动,喜欢开展短平快的研究项目。游说型智库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人们对智库的理解,第一次用销售手段拓展研究工作,与之前拒绝卷入政治的智库大不相同。游说型智库有明确的价值观,从而缺乏中立的科学研究。很多人认为,这类智库不能产生新思想。尽管如此,游说型智库仍然在政治生活中存在较大的影响,众多专家对此也感到非常困惑。传统基金会就是典型的游说型智库,该智库由一家公司组织成立,45%的经费由其负责资助。传统基金会公开宣布其政治偏好,其任务就是为了在政治人物和民众中转播保守主义思想。

在美国现代政治关系中,智库为政党和大型企业政治策略和行为模式的正当性提供研究基础。用今天流行的话说,智库为企业和政治人物提供了政治外包的机会。

美国智库的运行机制

组织结构和人员组成是智库分类的重要标准。一般而言,智库根据公司治理的原则运作。董事长或者首席执行官对董事会或者监理会负责。董事会或者监理会由企业或者资深学界代表、前议会或者政府官员组成,有时也会有其他智库的研究人员。董事长在副董事长或者研究主管的协助下开展日常管理工作,如制定工作日程、贯彻行动纲领以及任命新雇员。董事会或者监理会任命董事长、负责公司的财政预算、制定重大规划以及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在竞争复杂的环境中筹集资金。

中心的人员配置原则多种多样,成员身份非常复杂。研究人员一般称为学者、资深研究员、分析师等。研究人员中,有住所研究人员,即全职研究员。还有非住所研究员即兼职研究人员。其中,兼职研究人员或者是聘请的大学兼职人员,或者是辅助研究员,或者访问研究员。智库研究人员中,多学科交叉保证了其应对复杂问题的需要。一般来说,研究人员都是某学科公认的专家,或者在行政管理、法律事务等实践领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们的研究活动由研究助理、图书资料人员、公共关系专家和新闻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虽然研究课题采用个人项目的形式,但团队工作是非常普遍的。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不仅要求多名该智库专家的参与,甚至还有其他智库专家的联合公关。有些智库采用典型的研究所结构,由不同层次的研究主管、分析师、研究员组成。职员酬金或者是固定薪水,或者对临时聘用人员采用小时制。具体细节根据规模和人事政策不同变化很大。许多智库也设有顾问委员会。

智库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完成其通过传播信息发挥影响的目标。首先,智库每年通过举行多种多样的报告会、研讨会、新闻发布会以及情况介绍会等吸引大众的注意。其次,智库也非常注重通过出版研究成果的方式发挥影响决策和大众意见的功能。智库还对每天的热点新闻进行评论,通过邮件的方式发送给政治人物扩大影响。同时在智库的网站上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信息。再次,智库非常注重以专家身份在报纸、杂志、网络、广播和电视上发表评论。有些智库还建立了自己的广播和电视平台,大量转播信息。最后,智库还努力通过各种途径与国外、政府或者法院保持密切的沟通,他们或者参与机关的各种论证、听证,或者邀请官员在智库举办的活动中发表演讲等研究中心的规模大小不一。根据规模大小不同,研究中心可以分为三个类别:大规模、多学科;大规模、专门化;小规模、专门化。其中所谓的华盛顿“大五”就是第一类: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美国企业研究院和卡托研究所。2005年,“大五”的花销达14000万美元,占华盛顿所有智库花销的34%。第二类较有影响的智库包括城市研究所、阿斯彭研究所、卡内基国家和平基金会、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发展中心、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未来资源研究中心,2005年他们的总开支20900万美元,超过所有智库开支的一半。第三类有影响的中心包括经济政策研究所、和平观察研究所、北大西洋理事会、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05年他们的总开支是6300万美元,占15.2%。智库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筹集资金,如私人基金会、公司、个人、政府合同等。智库努力保持资金来源的多样性,尽量避免单一的资金来源而影响其独立性。

互联网出现之前,智库开展活动主要的组织原则是把专家召集到一起。他们认为不同学科的专家面对面地坐到一起能够有效地解决棘手问题。理由之一是政治学科的专家相对不多,短期组织在一起是开展有效工作所必需的。其次,直接的接触也能够帮助互相了解和快速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智库的工作方法得到了很大改变。智库不再是单一僵化的组织形式,可以采用专家在不同的地方通过互联网联系开展研究活动。同时,网络工作也可以更灵活地利用更多的资源。传统意义上,智库主要领导办公室设在华盛顿,是为了和潜在的消费者保持密切的联系。但随着技术革命,这种必要性已经消失,智库可以设在国家的任何地方。

美国智库的效能评估

评估智库的效能是非常困难的,智库的影响会根据时间、问题等发生很大的变化。智库通过发布研究成果,对政治决策以及公众对一些具有挑战性问题的态度发挥直接影响。一般来说,智库影响政治决定的方法是:提出原创的思想,为实践中贯彻政治决策提供资源和辅助,主持重大社会问题的讨论并找到解决的办法。因此评价智库也应当从其发挥的政治影响入手。美国著名的智库专家艾贝尔森提出了评估智库效能的标准是:一、吸引媒体、政府以及通过创造联合政府关注社会重要问题解决的程度;二、通过研究活动、报告、公共听证和项目研究形成政治概念;三、以合同为基础通过咨询、顾问和分析参与政策;四、为有效完成研究任务拥有的财政和人事资源;五、作为顾问参与公共事件和会议在电视、新闻发布会和网络发布会的次数;六、建议被执行权威采用的情况。还有专家认为,评价智库可以从资源指标、需求指标和影响指标三方面进行。所谓资源指标就是专家层次、资金来源、影响决策者的渠道等。所谓需求指标是指网站点击量、媒体关注度、各类活动量、出版物发行量等。所谓影响指标就是建议被采用的情况,对政党、候选人或者过渡团队提供咨询的情况,奖励以及出版物被引用的情况等。总体看,这些评价标准是一致的。

智库在美国行政分支更迭期间扮演的角色特别明显。例如,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白宫办公室副主任在布什政府时期到美国进步中心任理事长,但奥巴马当选后又担任民主党过渡小组副主席。世界银行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数来评估智库的工作,例如研究成果的传播程度,政治决策采用智库建议的情况,智库研究员担任其他有影响的刊物编辑委员会成员、专栏作家和分析师的情况,各种社会运动的参与情况,智库成员的活动新闻报道的数量等。

在美国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智库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非常显著。例如,保守主义智库对里根经济政策的影响,形成了里根经济模式。美国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遗产基金会、全国经济研究局和一些大学教授,对所谓的里根经济模式,包括规制改革、政府支出裁减、减税以及金融政策改革都发挥了重要影响。还有一些智库积极参与议会通过的各类法案。

智库把自己作为公共利益的保护者,接受数十亿免税的捐赠,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智库自称是没有学生的大学。这意味着大学的自治规则也应当适用于智库。现在,几乎所有的智库都涉及非盈利的新闻报道,发布一些信息。以遗产基金会为例,他们网站提供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和分析。他们雇用了160个专家,通过互联网任何人都可以和相关专家联系。

也有学者指出,随着智库影响越来越大,应该制定智库的行为法案,防止出现道德、伦理、以及法律上的利益冲突。智库法案设计的主要问题就是:智库接受资助时的义务是什么?这些义务如何向公众发布?另外,智库目前被视为教育组织,根据法律规定是免税组织,智库每年需要确认其免税的身份。但现在有联邦政府官员和政治人物认为智库不是教育机构,不应该接受免税的待遇。

毋庸置疑,美国智库也存在着问题。但智库作为一种把科学作为参与政治手段的经验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注释】

①R. Kent Weaver. the Changing World of Think Tank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September 1989.

②所谓的“第四种权力”只是指智库在权力运行中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而对其作出的评价,它事实上完全不同于国家机关,应当属于市民社会组织,非国家机构。

③G.B. Kochetkov and V.B.Supyan. Think tanks in theUSA:Science as an Instrument of Public Policy, Studies on Russian Ecnomic Development, 2010, Vol21, No 5.

④不少学者提出智库是二战后出现,事实上这是一个误解。虽然美国智库的概念是二战后出现,但事实上发挥智库职能的组织20世纪早期都已经建立。智库概念正式使用,最早是在1940年代末用于兰德公司,这也是不少观点主张智库是二战后产生的重要原因。

⑤崔珏:“美国的智库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探求》,2009年第5期。

⑥截止到2012年7月24日,中国大陆地区有智库429个。

⑦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Think Tank, and Merriam Webster' Dictionary, Think Tank.

⑧余章宝:“作为非政府组织的美国智库与公共政策”,《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⑨此外,还有学者把智库划分为独立型或者附属型,原则上智库应当是独立的,但由于美国的两党制度,政党建立了自己的智库推行其政治理念,影响公众和决策。

⑩Mahmood.Ahmad. US Think Tanks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 Role, Value and Impact.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79, No. 4, October-December 2008.

智库建设:国际视野中的经验与启示(大众日报)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崔树义)

近年来,随着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进程的推进,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智库(思想库)建设,并从各个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在这一过程中,认真研究分析和汲取国外智库的成功经验,对于我们的智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智库建设的经验

政府高度支持。一是需求支持。西方发达国家政治运行机制的开放性,决定了对智库的强烈需求,为智库的各展所长、施加影响提供了可能。二是经费支持。如美国联邦政府各机构对涉及国家重大决策的问题,几乎都要拨出巨额专款,委托咨询机构进行研究,每年费用高达数百亿美元。三是法律与政策支持。发达国家扶持智库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是颁布法令为智库发挥作用提供法律上的保障。此外,国外智库一般都免交所得税和财产税,公司和个人对智库的捐赠可从应纳的税额中扣除等。

现代智库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下产生的,其作用大小以及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处的政治经济体制所决定的。没有一定的政治民主,没有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良好氛围,智库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高度的独立性。国外智库的资金来源多种多样,而不是单纯依靠政府拨款或是企业赞助。特别是在美国,智库资金主要是来自自有基金利息、基金会和企业的资助。但它们在体制上都是独立于政府和财团权力控制之外的,而且它们也在强调和努力维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整个智库体系的基础。因为,只有具有充分独立性的智库,才能有效避免揣摩上意的倾向,突破信息在行政体系内部的自我循环的回路,将更广泛的精英见识和民众意见导入立法与决策过程中,保障智库引导下的政策思想有足够的公共性和正当性。

专业化的管理。国外智库的行政管理人员一般都是管理能力与研究能力兼备的“两栖人才”。国外智库在用人上都享有完全或高度的自主权,他们特别注重科研人员与行政人员、高级研究人员与中低级研究人员的比例,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人员培训、交流与考核、晋升、淘汰机制。智库对录用的研究人员大多实行合同制和聘任制,人员流动性强,在用人上坚持以才取人,而不以党派、宗教信仰、观点异同作为录人标准。

完善的传播途径。智库的生命力和价值在于其影响力,而影响力的获得则主要是通过对其成果的传播和推广。在这方面,国外智库最为看重的,就是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社会舆论,从而引导社会思潮,以此对公共决策施加影响。

以上各种因素的最终结果,是智库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影响,这是智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立身之本。智库本身就是以议政论政为己任的,而议政论政的最终结果就是要对公共决策产生影响。如果达不到这样一个目标,智库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在美国,许多智库将其经费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宣传和推销自己的政策主张,而只将一部分经费用于研究工作,其用意也在于此。

国外智库建设的启示

从战略上重视智库建设。从全球智库数量来看,美国智库多达1777家,印度有121家,为亚洲最多,而我国大陆则仅有74家。美国以外的智库的全球50大智库中,仅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入围。我国必须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并不断扩大研究视野。特别是一些国家级的重要智库,要具有全球眼光,着眼世界,影响世界,不但要展开对我国有影响或者有潜在影响的议题的研究,而且要研究未来可能会对世界格局产生影响的议题,为我国未来发展拓展国际空间,争夺国际规则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要建设大量的一流智库,必须要有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目前,中国高层有建设高素质智库的决心,这无疑是中国智库队伍建设的重要政治保障。政府在法律层次上确认智库进行政策咨询的法定程序,建立一个公开、公正、透明与参与性的政策制定制度,并制定出台一些针对智库的鼓励社会投入的优惠政策。

与政府应保持"若即若离"。国外智库之所以能够有那么高的地位和发挥那么大的作用,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它们都具有非常高的独立性。但中国目前的各类智库大都属于官方和半官方性质,主要功能是作为政府政策的宣传者和诠释者,很难提出具有质疑精神的意见建议以及具有替代性的“储备性政策”,从而导致中国"智库不少,思想不多"的尴尬局面。鉴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我们的智库短期内不可能做到西方智库那样的“独立”,但目前这种紧跟、紧贴式的高度一致状况必须改变,即使智库具备一定的独立性,唯有如此,才能保障智库为政府或社会提供公正、客观的研究、建议、意见,这也是智库的根本价值所在。这种“一定的独立性”,也就是所谓的“若即若离”,即在充分掌握政府各方面信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智库专家学者的专业修养优势和理论创新优势,创造出足以破解各种现实难题的有效对策。

健全机构的筹资机制,拓宽科研成果的推销渠道。目前中国的智库大都定位于“党委、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因而在资金来源和成果推销方面,大都把政府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目标。中国智库应在更加密切与政府部门联系、积极争取政府投入的同时,建立起多元化的筹资渠道,根据自身特长,全面拓展自身的智力服务范围,以保证智库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大力发展民间智库。照国外严格的智库定义,智库是指政府之外的民间政策研究机构,是一种NGO即非政府组织,因此官办智库不是智库。但当前中国智库却基本上是官方(和半官方)智库一枝独秀,民间智库不仅凤毛麟角,而且生存维艰。大力发展民间智库,推进中国智库的多元化发展,已成为当前学界的共识。


 

三、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20134)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媒体评论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做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为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

 2013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重要批示。各界评价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作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一是把智库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指出我国智库发展相对滞后,应发挥更大作用;三是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目标;四是要求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五是要求加强智库自身建设,为中央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1. 什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什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按照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的分析,应从“智库”、“中国特色”、“新型”三个方面来理解其基本特征和内涵。

?    “智库”,是制造和提供智力产品或思想产品的机构;

?    “中国特色智库”最根本的,要体现中国精神、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人民福祉为本、国家利益至上;

?    “新型”,就是智库的思想观念、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管理方式、制度规范有别于外国智库,也有别于中国传统智库和现有体制内智库,应该是创新型、开放式、现代化的办会理念和治理模式。


 

四、刘延东副总理在“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2013530)

2013年5月30日,刘延东副总理在“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国家软实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发展智库产业,建设思想市场,必将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贡献积极的力量。


 

1. “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摘录

来源:《 光明日报 》( 2013年05月31日11 版)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世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5月30日,刘延东副总理主持召开了“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参会的专家学者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意见建议。专家学者们认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高校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高校哲学社会学工作者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聚焦重大问题,服务国家战略,深入开展应用对策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增强国家软实力,提高党和国家决策科学化水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本版今天摘选部分代表发言,以飨读者。


 

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来源:武汉大学 陶德麟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是幻想和空想,而是有科学根据的理想。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实现理想的道路──中国道路。这条道路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已经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提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题重要性的认识,确立理论自信,大力改进学风和文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个研究课题,更是我们整个马克思主义学科都应当体现的精神。这种精神称为“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一要准确地提出问题。研究的问题应当是从中国的实践中提炼出来,又对中国实践有重大现实和长远意义的问题。问题的提出就决定着研究的方向和成果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书斋里的清谈,而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要使马克思主义对解决中国问题“有用”,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中国的实践。

二要自主地研究问题。不但提出问题要靠我们自己,解决问题也要靠我们自己。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和眼光,自己的“坐标”,要有科学根据的民族自信。现在有一种不好的评价,就是只有西方学者的见解才有“学术水平”。这种观点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理论的最终来源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道理,看不见中国人民的需要。这种研究路径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不仅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也不会为世界文明的宝库增添新的财富。

 三要大力改进文风。文章应当有作者自己的风格,应当千姿百态而不应当千人一面。文章是思想的载体,是写给别人看的,总应当辞能达意,让读者看得懂。文风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掌握群众、发挥作用的原则问题。我们必须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以中国人喜闻乐见、明白流畅的语言讲清深刻的道理,让具备了必要知识的读者理解作者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才能创造出来,也只有这样的成果才具有世界意义。


 

加强应用对策研究

来源:南开大学 朱光磊

坚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可以从多个学科、多个层次、多个角度去进行应用对策研究,将成果转化为推动民族复兴、国家强盛,实现人民幸福的现实力量,为党和人民事业积极建言献策。

坚持国家需求和问题导向,选择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新问题、新事物层出不穷,新困难、新挑战不断出现。我们要积极适应国家重大需求,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进行协同攻关,急国家、人民之所急,大力开展应用对策研究,提出真知灼见,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贡献智慧和力量。

妥善处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应用成果中学术成果和咨询报告的关系。高校不仅在基础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在应用对策研究中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许多成果被党和政府采用,产生了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高校要发挥智囊咨政、服务社会的作用,就绝不能忽视应用对策研究,要把应用对策研究和建言献策摆到应有的地位和高度。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证。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高校与实际部门联系不紧,是长期制约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功能发挥的根本性问题。要进一步克服原有体制机制的弊端,积极开展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深度合作,开展协同创新,在重大问题上取得高水平成果。2011协同创新计划,为深化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应用对策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和平台。要进一步营造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同样对待的良好氛围;在充分调动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部门积极性的同时,也要推动政府完善决策机制,架起与智库协同创新的桥梁。


 

服务国家法治建设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 王利明

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高校法学工作者和研究机构依托专业与学术研究的优势,积极参与国家立法工作并提供了高水平的咨询服务,为国家民主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坚持治学报国,履行社会责任。高校法学工作者最大的社会责任是为国家法律的制定、完善提供论证和支持,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一是直接参与立法活动;二是起草立法草案建议稿和立法理由书;三是就立法中的重大疑难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提出立法建议;四是总结国外立法经验,提供立法借鉴;五是发布立法质量评估,对法律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改革开放以来颁布的244部重要法律的制定和完善,都有高校学者的深度参与,都凝聚着高校学者的智慧和贡献。

坚持问题导向,深化对策研究。法学是一门实践之学,法治实践中的重大疑难问题既是立法工作的难点,也是法学研究的重点。高校法学工作者必须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顺应社会发展进步的潮流,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注意观察与了解国家法治建设的动态过程,敏锐发现与把握法治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深入地加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和方案。

坚持立足中国,确立世界眼光。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国家建设实践表明,法治的进步与完善,既需要立足本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又需要学习借鉴世界一切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高校法学工作者既要立足中国,将自己的研究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深厚土壤,又要放眼世界,总结人类社会的规律,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顺应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趋势和潮流。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研究成果,并为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坚持严谨学风,提供真知灼见。科学的态度,客观的立场,严谨的学风,是高校学者开展高质量研究,提供高水平立法咨询服务的基础。在从事法学研究和参与国家立法活动的过程中,应当始终秉持“人民的福祉为最高的法律”的理念,坚持严谨求实的学风和学术良知,不人云亦云,不盲从潮流,不信口开河,“不唯书,不唯上”,坚持为民众代言,为国家服务。


 

建设中国特色一流高校智库

来源:清华大学 胡鞍钢

建设高水平的高校智库,是党和政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保证,也是现代大学所要发挥的重要社会职能。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向建设世界一流智库目标迈出了新的步伐,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认为,建设新型高校智库需要做到“三个定位”、“两个结合”和“四个建设”。

“三个定位”是指“中国特色”、“高校品牌”和“世界一流”。所谓“中国特色”,就是要以“中国实践”为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中国风格”为特征,以形成“中国学派”为使命,以“重大矛盾与关系”为主题,以专业化研究为手段,以“综合集成”为方法,拓展中国道路、完善中国制度、概括中国理论。所谓“高校品牌”,就是要适应高校人才特点,突出高校领域专长,整合高校研究优势,打造智库所依托的“高校品牌”。所谓“世界一流”,就是要不断强化智库的国家使命与社会责任担当,提升智库对国家重大决策的正面影响,提升国际竞争力,掌握国际话语权,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

“两个结合”是指“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决策咨询与教书育人相结合”。一是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兼顾基础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直接相关的应用研究,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以政策研究为导向。二是决策咨询与教书育人相结合。研究成果不仅要成书、成文,服务决策、促进发展,还要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传播知识,教育学生。

“四个建设”是指“文化建设”、“团队建设”、“平台建设”、“机制建设”。一是文化建设,形成“与中国兴盛同行,与中国开放相伴,与中国变革俱进”的新型高校智库的组织文化;二是团队建设,建设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骨干队伍,充分动员和训练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形成师生互动互补、教学相长的良好局面;三是平台建设,形成服务决策的渠道和品牌,为中央领导和省部级主要同志提供世情、国情与区情的重要信息、决策知识和政策建议;四是机制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的教学、科研以及政策咨询相结合,学术带头人、研究骨干和学生共同参与的“小班制”,将智库成员研究方向与课题聚焦领域统一起来,科学配置研究力量,以老带新,以课题促科研、促教学。


 

建设南海问题研究高端智库

来源:南京大学 杨忠

南海问题事关国家核心利益、中国和平发展和海洋强国战略,具有战略性、政策性、时效性、敏感性、复杂性等特征。亟须综合研究、综合施策。

南京大学在联合中国南海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社科院、中科院等单位,通过文理—校所—校校协同,以建设国际知名的南海研究学术创新体、南海战略决策的高端智库、南海国际交流对话平台和涉海事务高端人才培养基地为目标,共同组建了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中心打破学科与单位壁垒,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中心主任负责制。以实现项目组织、平台建设、人员管理、成果共享、人才培养等五方面的高效协同为核心,突破传统的单位拥有人财物的科研模式,汇聚协同创新体各方优质资源,构建以任务为导向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以文理协同、校所协同、院校协同为基础,在整合现有组织、人才、信息资源、经费和人力等方面的投入基础上,建立健全平台共用、成果共享与风险分担的新型机制。贯彻执行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的总体方针,试行统筹设岗、按岗论酬、开放流动、跨单位协同的人事制度。以研究水平和学术影响为科研评价指标,推行学术团队与国际评估制度,建立扁平化的人才管理体系。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下一步,我们将系统开展关于南海问题的综合研究,提供高质量决策咨询报告,为维护我国南海权益、促进海洋和平开发利用作出新的贡献。一要更加明确需求导向。以国家重大战略的应用性、针对性需求为研究重点,为党和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和高水平决策咨询。二要加强前瞻性研究。以前瞻性、战略性、创新性研究为重点,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超前研究,为重大决策提供方案储备。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议。三要体现出高校智库的特点和优势。正确处理好智库建设与学科建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注重发挥高校多学科优势和学者的专业特长,加强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推动学科体系和学术观点创新,为高校智库打牢基础。


 

建设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智库

来源:北京大学 王缉思

近年来,国际舆论界和学术界出现了“中国热”和“中国研究热”。从国际问题研究的角度,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需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国情与国策,站在世界历史、世界文明、全球化进程的高度,对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做出有说服力的阐述和解释。二是要更加透彻地了解当今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以及其他国家的国情与国策,能够同世界一流智库和学者站在同一高度交换观点。

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具有明显优势:一是学科基础雄厚。当今全球治理中有两个热点问题,即网络安全和气候变化,都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政策性。高校具有跨学科综合优势,文理科结合,多学科整合,可以在重大国际问题的研究中得到充分发挥。二是人才力量充足。我国设立国际关系专业方向的高校有50多所。积极调动国内外学生资源参加科研项目,是世界一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智库的普遍做法。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的协同、学科的协同,可以培养跨学科、综合型、具备世界眼光的人才。三是适合做战略性研究。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智库无须急功近利,可以根据国家需要和比较优势,确定中长期的研究方向和项目,开展长期预期研究和宏观战略研究。四是研究成果多用途。高校智库紧密结合教育教学,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培育智库人才的后备力量。

建设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智库,一要结合若干重点高校已经形成的国际问题研究比较优势,由教育部牵头,配合相关国家部委统筹安排,综合布局,制订长远而分工明确的研究规划,突出重点,加快发展。若干重点高校的智库,应当建成人数少而精的实体,直接归属学校管理。二要加大经费支持力度。国际问题研究人员必须“走出去”一方面政府要加大投入,另一方面,有限经费要“用到刀刃上”。三要加强合作关系。支持高校智库与世界一流智库建立合作关系,组织联合课题研究。通过合作研究,加强自身实力和队伍建设,提高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发挥理工大学优势

来源:北京交通大学 宁滨

科技智库具有鲜明的科技特色,能够紧密围绕事关国计民生的全局性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性问题和重大工程科技决策问题,如对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国家轨道交通安全评估体系研究等开展战略研究,提出科学论证和解决方案;能够围绕应对突发性重大事件,如非典、汶川地震、7.23特大交通事故等,及时开展对策研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因此,科技智库在服务科学发展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理工科大学在国家科技智库建设中具有显著优势:一是前沿技术和人才优势,是高水平技术人才汇聚和前沿技术创新的重要阵地;二是行业特色优势,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三是跨学科优势,为文理交叉、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天然土壤,增强了综合解决社会重大战略问题的能力,能够更好地发挥智库的政策研究和技术咨询作用。

社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科技的力量,政府决策呼唤科技智库建设。建设有特色、质量高、竞争强、影响大的科技智库,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要注重发挥自然科学家的专业优势。自然科学家要做好从单纯技术专家到战略科学家的角色转变,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核心作用,组织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咨询团队,为国家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建言献策。二要注重加强高水平政策研究。针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和重大工程科技问题,鼓励引导科学家把学术性研究与咨询性研究密切结合,既立足于本学科专业发现问题,又从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全局展开研究,提出高水平政策建议。三要注重突出科技的特色优势。充分发挥理工科大学科技人才和多学科聚集的天然优势,紧密对接国家战略和行业、区域重大需求,坚定不移地坚持和突出学科优势和行业特色,把优势做大、特色做强。四要注重构建高效的协同创新机制。建立人才培养协同机制、科技创新协同机制、资源汇聚共享机制以及科学评价激励机制等,围绕社会和人的需求、谋划技术引领、探索技术推广商业模式,建立“政产学研用”高效的协同创新机制,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推进科技智库战略咨询取得新成效。


 

打造“三农”高端智库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 徐 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下的工作思路和方法。

建立有效的需求对接机制。掌握“国家急需”、“部门要求”是咨政服务的第一要件。我们采取三种方式了解国家的需求:一是上门探询找重点,主动与中农办、农业部、民政部等取得联系,探询他们的需求;二是多方征询寻热点,向国家信访局征询群众反响最强烈、矛盾最集中的问题,向地方政府征询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向媒体征询报道中最关注的问题;三是宏观把握定焦点,从宏观上把握国家的中心工作。

搭建稳定的社会调查平台。我们有三个能够提供个性化、订单式、针对性强的数据案例系统:一是“三百”调查网络,即百村观察、百居观察、海外百村观察,通过这个网络长期跟踪调查,掌握历时性的第一手资料;二是五大观察项目,即国务院扶贫办“贫困村观察村”、国家林业局“林改村庄观察点”、民政部“难点村庄观察点”、湖北省委省政府“湖北省村庄观察点”、湖北省扶贫办“湖北贫困村观察点”;三是“三农”数字平台,其核心是中国农村数据库。

形成科学的决策服务系统。我们正在尝试建立三个跨学科的决策系统,提供科学的咨询服务。一是建设农村舆情监测系统,提供定期预警服务;二是建设农村政策仿真系统,提供决策参谋服务;三是建立农村热点跟踪系统,提供标准预测服务。

打造稳定的科研创新团队。遴选既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熟悉实践从事三农研究的人才研究团队。建立专业队伍,也创新了研究生培养模式。

构建协同创新的合作方式。我们以协同的理念来建设“三农”智库,主要有三类协同的组织机制保障:一是学科协同。以政治学、社会学作为我们的核心学科,同时将经济学、信息科学、数量统计,甚至生物工程、化学等学科也整合进来为智库建设提供学科支撑。二是校校协同。校校协同扩大了智库队伍,延伸了智库,既解决了我们的调研难题,也带动了地方高校的发展,实现了“双赢”。三是校地协同。与地方政府紧密合作建立试验基地,考察国家政策的有效性、可靠性,摸索新政策、新经验。


 

五、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2014210)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的通知

教社科[2014]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现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教育部

2014年2月10日

 

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和刘延东副总理在“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制定本计划。

   一、服务国家发展,明确建设目标

   1.明确高校智库的功能定位。高校智库应当发挥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一是发挥基础研究实力雄厚的优势,着重开展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为科学决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二是发挥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围绕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三是发挥人才培养的优势,努力培养复合型智库人才,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发挥高校学术优势,针对社会热点问题,积极释疑解惑,引导社会舆论。五是发挥对外交流广泛的优势,积极开展人文交流,推动公共外交。

   2.建立形式多样、结构合理的高校智库组织形式。按照总体设计、点面结合、突出重点、分类实施的原则,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优质资源,打造高校智库品牌,带动高校社会服务能力的整体提升。一是以学者为核心,支持和培养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端智库人才和咨政研究团队。二是以机构建设为重点,培育建设一批具有集成优势的新型智库机构。三是以项目为抓手,改革科研项目管理,提高应用研究项目质量。四是以成果转化平台为基础,拓展转化渠道,搭建高端发布平台。

   二、聚焦国家急需,确定主攻方向

   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结合高校优势和特色,统筹规划高校各类科研机构、人才团队和项目设置,凝炼智库建设的主攻方向,力求在以下关键领域、关键环节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

   1.经济建设。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创新驱动发展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财税体制改革、金融创新与安全、粮食与食品安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重点领域研究。

   2.政治建设。围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发展人民民主、行政体制改革、公共治理创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司法体制改革、民族与宗教问题等重点领域研究。

   3.文化建设。围绕提升国家软实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文化产业发展、中国文化“走出去”等重点领域研究。

   4.社会建设。围绕民生保障与改善、社会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教育现代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人口发展战略、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等重点领域研究。

   5.生态文明建设。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重点推进国土开发、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研究。

   6.党的建设。围绕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重点领域研究。

   7.外交与国际问题。围绕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周边环境与周边外交、新兴国家崛起、海洋战略与海洋强国政策、反恐维和、全球治理、公共外交等重点领域研究。

   8.“一国两制”实践与推进祖国统一。围绕“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重点推进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深化内地与港澳经贸关系、推进两岸交流合作等重点领域研究。

   三、整合优质资源,建设新型智库机构

   1以2011协同创新中心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为抓手,重点打造一批国家级智库。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重大”的总体要求,认定和建设一批国家“2011协同创新中心”。深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运行和管理体制改革,实行“有进有退、优胜劣汰”的动态管理和弹性经费制度,完善总体布局,推动重点研究基地从整体上向问题导向转型,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2.实施社科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建设计划,促进智库研究手段和方法创新。围绕内政外交重大问题,重点建设一批社会调查、统计分析、案例集成等专题数据库,和以模拟仿真和实验计算研究为手段的社会科学实验室,为高校智库提供有力的数据和方法支撑。

   3.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为依托,扩大高校智库国际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完善结构布局,创新组织形式,重点建设一批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基地。推动高校智库与国外一流智库建立实质性合作关系,建立海外中国学术中心,支持高端智库参与和设立国际学术组织、举办创办高端国际学术会议。

   4. 加强高等学校软科学研究基地建设。以综合性大学现有的高水平战略研究机构为基础,培育一批面向国家和国际重大科技战略问题的国家级智库。培育、鼓励行业特色院校组建行业、产业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形成全面覆盖的行业、产业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支撑网络。面向区域发展需要,在高校培育一批面向区域产业发展需要的特色政策咨询机构。

   四、发挥人才关键作用,着力培养和打造高校智库队伍

   1.实施高端智库人才计划。遴选确定立场坚定、理论深厚、视野开阔、熟悉情况、掌握政策、联系实际的200多名高校专家,建立咨政研究核心人才库,给予长期稳定支持。构建密切联系机制,引导和支持专家围绕全局、战略问题和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提出政策建议,适时向公众发布研究观点,引导社会舆论。

   2.实施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跟踪培养计划。对参加中央六部门举办的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学员进行跟踪培养,组织参与实践考察、社会调研、挂职锻炼,在各类人才计划、团队建设、科研项目、出国访学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培养一支智库建设的骨干队伍。

   3.推动智库人才交流。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有计划地推荐高校智库核心专家到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挂职任职。聘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党政、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参与高校智库研究工作,形成政产学研用之间人才交叉流动的良好格局。

   五、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打造高端发布平台

   1. 建设中外高校智库交流平台。围绕国际国内重大热点问题,支持高校与国外高水平智库开展合作研究,举办高层智库论坛,打造高端引领、集中发布、影响广泛的高校智库成果发布品牌,发挥高校智库引导舆论、公共外交的重要作用。

   2.加大智库成果报送力度。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机构、项目团队咨政建议的报送工作。建立咨政报告数据库,定期收集、整理、分析和反馈相关信息。拓展《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专家建议》报送渠道,加大报送力度,建立定向征集、集中报送的工作机制。

   3.加强成果发布管理。制订实施《关于加强和规范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发布管理的实施办法》,规范发布流程,切实把好政治关和质量关。

   六、改革管理方式,创新组织形式

   1.大力推动协同。支持高校智库与实际工作部门联合组建研究团队,主动加强与政府研究机构、社科院、科学院、工程院,以及民间智库等的合作,强化高校之间及高校内部的合作,着力构建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深度融合、多学科交叉的协作机制。密切关注、全程跟踪党和政府重大决策,及时提供动态监测、效果评估和信息反馈。

   2.改进科研评价。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评价导向,实施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标准,把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核心标准,完善以贡献和质量为导向的绩效评估办法,建立以政府、企业、社会等用户为主的评价机制。协调推进组织管理、人才培养、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综合改革,构建有利于智库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

   3. 改革项目管理。建立后期资助方式,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给予后期奖励和持续支持。密切跟踪重大需求,与实际工作部门合作确定科研项目选题,完善课题立项和申报制度,提高项目设置的针对性实用性。

   七、加强组织领导,提供有力保障

   1.健全管理体制。把加强智库建设作为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任务,研究制定《关于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能力的意见》等文件,做好统筹规划,明确任务分工,形成工作合力。

   2.完善政策配套支持。根据新型智库特点和发展需要,在研究生招生、经费投入、项目支持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在组织管理、人员评聘、科研活动安排等方面赋予更大的自主权,建立健全政策指导到位、保障措施得力、有利于激发智库活力的管理机制。

3.加强经费保障。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多措并举筹集智库建设经费。完善经费使用机制,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实行绩效奖励。规范经费管理,加强绩效评估和审计,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六、教育部负责人就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答问(20140307)

来源: 教育部网站(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日前,教育部印发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教育部社会科学司负责人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问:近年来,智库逐渐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话题,能简单介绍下《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出台的背景和过程吗?

答:在全球化背景下,智库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为政府出谋划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智库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应对国内外环境挑战、破解发展难题、回应人民期待都迫切需要强而有力的智库支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智库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形势下推动智库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2013年5月,刘延东副总理主持召开“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强调要充分发挥高校学科齐全、人才密集的优势,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贡献。会后,我们就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进行了深入调研,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修改完善,征求多方意见后,出台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

2、问:高校智库建设的现状如何?有什么优势,存在哪些问题?

答:高水平智库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显著标志。近年来,高校紧密围绕国家需要,积极建言献策,一批优秀成果及时转化为政府决策和政策。2008-2013年,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承担了600余项国家部委的调研和培训任务,直接参与了《民事诉讼法》、《食品安全法》等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和修订工作,累计有1600余份咨询报告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高校科技专家和研究机构为国家行业产业发展、科技战略规划提供了有力支持。教育部社科委、科技委、专业学会、研究中心向有关部门呈报了系列专家建议。2013年,首批认定设立了14个国家协同创新中心,其中文科有两个,各地各高校也建立了一批自己的协同创新中心,这些都为发挥智库作用、推进智库建设奠定了基础。

高校具有建设高水平智库的天然优势:一是人力资源集中,高校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力量、近半数的两院院士、60%的“千人计划”入选者,以及规模庞大的研究生本科生队伍,可以为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二是学科门类齐全,能够迅速整合,从而解决横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的问题。三是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可以为智库开展政策研究、战略研究提供丰厚的学术底蕴。四是对外学术交流和合作广泛深入,为开展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网络。

但从总体上看,目前高校智库建设还明显滞后,有份量、有影响的智库不多,结构不尽合理,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匮乏,高质量的、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不多,每年提交的咨询报告对重大决策产生影响还不理想。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多种,根本原因是问题意识不强、联系实际不足、评价机制不健全、改革和支持力度不够。

3、问:新型高校智库应该具备哪些特点?

答:一是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牢牢把握正确方向,既要有国际视野,学习借鉴各国智库建设的成功经验,又能立足基本国情,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二是体现高校优势和特色,紧扣国家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充分发挥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三是发展理念和组织管理方式的创新。通过深化改革,促进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优化组合,不断提高智库的创新活力。四是能拿出既有前瞻性、战略性,又有针对性、操作性的研究成果,成为服务党和国家决策的思想高地,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智库品牌。

4、问: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举措有哪些?

答: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总体思路是: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化同步”新要求,聚焦国家急需,明确建设目标,立足高校特点,以学者为核心,以机构建设为重点,以项目为抓手,以成果转化平台为基础,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优质资源,打造高校智库品牌。

主要举措重点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一是重点打造一批国家级智库,通过2011协同创新中心、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社科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高校软科学研究基地建设等,整合优质资源,建设新型智库机构。二是通过凝聚高端智库人才、加强青年学术后备力量、推动智库人才交流,培养和打造高校智库队伍。三是通过建设中外高校智库交流平台、加大成果报送力度、加强成果发布管理,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打造高端发布平台。四是通过大力推动协同、改进科研评价、改革项目管理,推动管理和组织形式创新。五是从健全管理体制、完善政策配套支持、加强经费支持等方面,为智库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5、问:当前高校智库建设的重点领域有哪些?

答:高校智库建设的总目标是推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围绕这一目标,结合高校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按照国家重大需求与高校能力相匹配的原则,当前高校智库建设应当力求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外交与国际问题、“一国两制”实践与推进祖国统一这八大领域里,找准关键环节,瞄准国家急需,凝练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

6、问:高校智库如何瞄准国家需求,明确主攻方向?

答:发现和找出真正需要研究和咨询的问题,是智库研究过程中一个关键的环节。这要求智库与实际部门建立起密切联系。一是要密切跟踪重大决策。全程紧密跟踪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及时提供动态监测、实时预警、效果评估和信息反馈。同时要加强战略研究,就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提供决策储备。二是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如选拔推荐高校智库优秀学者到国际组织任职、到实际部门挂职,参与政策制定,推动智库人才在实践中锻炼能力。三是要建立与需求对接的新模式。邀请实际工作部门直接参与选题征集,共同确定智库的重点任务,联合组建研究团队,从源头上解决科学研究与决策需求脱节的问题。拓展成果发布应用渠道,完善专家建议报送机制,打造高校智库成果发布平台,增强对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的渗透力、影响力。

7、如何提高高校智库建言献策的质量?

答:真正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实用性的政策建议,必须有厚重的理论、多学科的视角和先进的方法作支撑。高校智库不仅要出对策,更要出思想,谋战略,特别是在一些前沿应用问题和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范式上取得突破。提高高校智库建言献策的质量,一是发挥高校基础研究实力雄厚的优势,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重点支持一批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安全具有长远影响的基础研究项目,推出对理论创新具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为提升应用对策研究水平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二是着力推动跨学科研究。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大力推进新兴学科发展,为应用对策研究提供更为有力的学科支撑。三是大力推动科研方法创新。吸收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文科实验室和数据库建设,推动资源共建共享,为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方法支撑和条件保障。

8、智库建设在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答:智库建设是深化综合改革、推进制度建设的总揽性抓手,机构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平台建设以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都可以通过智库建设来推动。我们相信,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优质资源、打造高校智库品牌,必将有力地推动高校社科领域的综合改革,提升创新能力,促进高校社科事业的创新发展和科学发展。


 

七、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张东刚:发挥高校优势 打造新型智库(20140324)

2014年03月24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时间:2014年3月19日上午

  地点:中国教育新闻网演播室

  主题:高校如何打造高质量智库

 

  嘉宾: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张东刚

  主持人:中国教育报高教周刊主编唐景莉

  发挥高校优势打造新型智库

  ——专访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张东刚

  背景:智库(Think Tank),又称思想库、智囊团,最早是个军事用语,用来指称二战期间防务专家和军事战略家们讨论作战计划和制定战略的保密室。目前学术界关于智库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一般来讲,智库是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和改进政策制定为目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高水平、国际化的智库,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象征。日前,教育部印发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高校怎样打造高质量智库?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对教育部社科司司长张东刚进行了专访。

  智库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为政府出谋划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主持人:近年来,智库逐渐成为中央关心、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您能简单介绍下《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出台的背景、意义和过程吗?

  张东刚:在全球化背景下,智库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为政府出谋划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智库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应对国内外环境挑战、破解发展难题、回应人民期待都迫切需要强而有力的智库支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十八大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智库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批示,为新形势下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2013年5月,刘延东副总理在教育部主持召开“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强调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并就如何破解发展难题、推进高校智库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

  会后,教育部就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进行了深入调研。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经过“985工程”、“211工程”、“2011计划”、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等的建设,我国高校科学研究事业取得了极大的发展。近年来,高校紧密围绕国家需要,积极建言献策,一批优秀成果及时转化为政府决策和政策。

  2008年-2013年,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承担了600余项国家部委的调研和培训任务,直接参与了《民事诉讼法》、《食品安全法》等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和修订工作,累计有1600余份咨询报告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高校科技专家和研究机构为国家行业产业发展、科技战略规划提供了有力支持。教育部社科委、科技委、专业学会、研究中心向有关部门呈报了系列专家建议。2013年,首批认定设立了14个国家协同创新中心,其中文科有两个,各地各高校也建立了一批自己的协同创新中心,这些都为发挥智库作用、推进智库建设奠定了基础。

  我国高校智库建设与国家经济发展需求相比存在很大不足

  主持人:目前高校智库建设的水平是否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适应?

  张东刚:总体来看,目前高校智库建设还明显滞后,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比还存在很大不足,主要表现在有份量、有影响的智库不多,结构不尽合理,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匮乏,高质量的、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不多,每年提交的咨询报告对重大决策产生影响还不理想。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多种,根本原因是问题意识不强、联系实际不足、评价机制不健全、改革和支持力度不够。着眼解决上述高校智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大力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提高高校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在前期调研基础上,教育部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研究起草和修改完善,并征求了多方意见,出台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与教育部最近出台的一系列举措相同,《推进计划》突出了改革、创新,突出了对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的导向作用。

 

  主持人:您如何理解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象征?

  张东刚: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面临着经济、能源、环境、生态、战争等大量全球性问题,综合国力竞争中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智库成为各国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文化等问题时所倚重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各国政府、经济组织提出研究报告、咨询建议以及预测分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功能和作用。

  高水平、国际化的智库建设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象征。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最新推出的《2013 年全球智库报告》,美国拥有1828个智库机构,且世界排名前10位的智库中美国占了6个,遥遥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各个国家。可以说,今天美国的强大与它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智库是分不开的。

  从世界范围看,大学智库通常在政策研究领域占很大比例

  主持人:高校在建设智库方面有什么优势?

  张东刚:从世界范围看,大学智库通常在政策研究领域占很大比例。美国75%的智库设在大学。考察国外著名的大学智库,可以发现大学与智库之间具备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大学内部可以形成多个智库。大学智库多是在充分发挥基础研究优势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知识转化和推广的基础上形成的,著名大学均有多个优势学科和优势研究领域,这些研究中心或研究所都可以生成智库,如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国际发展中心、魏德海国际事务中心都是全球知名的大学智库。

  二是大学智库的强势研究领域与优势学科互为倚重,长期积累。大学优势学科是大学智库的深厚根基和依托,如胡佛研究所凭借其在国内经济政策、国际事务、环境研究领域的研究而著称,胡佛研究所这几个领域的世界排名都位于前列;而这些学科恰是斯坦福大学的优势学科,在美国最为权威的USNEWS大学排名2012年度分专业排名中,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排名第5位,环境研究排名第1位。

  三是大学智库与大学内部其他院系之间形成“内部旋转门”。大学智库和大学之间要充分发挥人才的优势,必须拥有内部转化的机制,在胡佛研究所常驻的100多位研究人员中,80%以上为高级研究人员,有105人次是美国各类院士和各类奖章的获得者。这些研究人员中又有80%以上由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其他院系联合聘任,由胡佛研究所和其他院系分别支付相应的聘任费用,使这些研究人员可以在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其他院校之间相互转换。

  从我国来看,高校也同样具有建设高水平智库的良好条件:一是人力资源集中,高校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力量、近半数的两院院士、60% 的“千人计划”入选者,以及规模庞大的研究生本科生队伍,可以为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二是学科门类齐全,有利于解决横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的综合问题。三是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可以为智库开展政策研究、战略研究提供丰厚的学术底蕴。四是对外学术交流和合作广泛深入,为开展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网络。

  我国高校智库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较大

  主持人:我国高校已有很多的科研机构,是不是都可以称之为“智库”呢?

  张东刚:目前中国高校研究机构虽然很多,但堪称高水平智库的还不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与世界一流大学智库有较大差距。高校智库应具有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五大功能。

  智库不仅仅要建言献策,还要为国家发展提供前瞻性的战略研究成果,及时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良好的决策基础、研究资料和宏观政策解决方案。还要能引导舆论,特别是在国际场合能够发出“中国声音”。

  战略研究、建言献策、引导舆论和国际话语需要高水平的人才团队和科学研究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智库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组织,但是,几乎所有的智库往往都是以学术组织的形式出现的,智库研究方向和成果的实用性,决定了智库与传统高校研究机构的差异。

  智库产出的研究成果不是主要通过论文等形式显现的,而是通过一种类似于政府采购的方式卖给政府或者企业,为政府、企业提供有价值的知识服务。在智库建设中,如何评价智库水平,如何评价智库成果的优劣,不仅是高校智库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同时也是国家科研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主持人: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应该具备哪些特点?

  张东刚:一是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牢牢把握正确方向,既要有国际视野,学习借鉴各国智库建设的成功经验,又能立足基本国情,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二是体现高校优势和特色,紧扣国家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充分发挥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三是要有发展理念和组织管理方式的创新。通过深化改革,促进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优化组合,不断提高智库的创新活力。四是能拿出既有前瞻性、战略性,又有针对性、操作性的研究成果,成为服务党和国家决策的思想高地,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智库品牌。

  人才是智库的第一资源和建设核心,应立足高校特点,以学者为核心,创新体制机制,打造高校智库品牌。

  主持人: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举措有哪些?

  张东刚: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总体思路是: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化同步”新要求,聚焦国家急需,明确建设目标,立足高校特点,以学者为核心,以机构建设为重点,以项目为抓手,以成果转化平台为基础,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优质资源,打造高校智库品牌。

  主要举措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

  一是建设新型智库机构。这是智库建设的重点,我们将以2011协同创新中心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为抓手,重点打造一批国家级智库,带动高校智库总体建设;推动社科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建设,推动智库研究手段和方法创新;结合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的实施,通过建设一批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机构,建立海外中国学术中心,支持高校智库积极参与和设立国际组织、参加与举办国际会议等,扩大中国高校智库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是通过凝聚高端智库人才、加强青年学术后备力量、推动智库人才交流,培养和打造高校智库队伍。人才是智库的第一资源和建设核心,首先要凝聚一批立场坚定,学术造诣高,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熟悉政策制定的高端人才,创造条件支持和引导他们围绕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以及难点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及时向中央各部门建言献策,并以各种方式引导舆论;同时要注重加强青年学术后备力量,培育并长期支持一批高水平创新团队,实施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跟踪培养计划;还要通过聘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实际工作部门领导干部参加智库研究,推荐智库核心人才到实际部门挂职锻炼等重点举措,推动智库人才交流。

  三是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成果应用转化渠道是制约高校智库发挥作用的瓶颈问题,推动智库建设,必须着力解决好渠道和平台的问题。要通过鼓励对外开展合作研究、支持举办高层智库论坛等,加强中外高校智库交流平台的建设;通过完善集中报送专家建议的工作机制,建立咨询报告数据库,跟踪汇总分析相关信息等,加大智库成果报送力度;同时要规范发布流程,严把成果发布政治关和质量关。

  四是创新组织管理。建设新型智库,关键是深化综合改革,推动管理和组织形式创新。主要推动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大力推动协同,强化校府、校校、校所合作,建立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深度融合的协作机制,改变封闭分散、各自为战的局面;二是改进科研评价,建立以政府、企业、社会等用户为主的评价机制,把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核心标准,加强绩效评估;三是改革项目管理,建立完善后期资助方式等。四是从健全管理体制、完善政策配套支持、加强经费支持等三个方面为智库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高校智库建设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主持人:当前高校智库建设的重点领域有哪些?

  张东刚:高校智库建设的总目标是服务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围绕这一目标,结合高校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按照国家重大需求与高校能力相匹配的原则,当前高校智库建设应当力求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外交与国际问题、“一国两制”实践与推进祖国统一这八大领域里,找准关键环节,瞄准国家急需,凝练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

  主持人:高校智库如何瞄准国家需求,明确主攻方向?

  张东刚:发现和找出真正需要研究和咨询的问题,是智库研究过程中一个关键的环节。这要求智库与实际部门建立起密切联系。一是要密切跟踪重大决策。全程紧密跟踪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及时提供动态监测、实时预警、效果评估和信息反馈。同时要加强战略研究,就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提供决策储备。二是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如选拔推荐高校智库优秀学者到国际组织任职、到实际部门挂职,参与政策制定,推动智库人才在实践中锻炼能力。三是要建立与需求对接的新模式。邀请实际工作部门直接参与选题征集,共同确定智库的重点任务,联合组建研究团队,从源头上解决科学研究与决策需求脱节的问题。拓展成果发布应用渠道,完善专家建议报送机制,打造高校智库成果发布平台,增强对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的渗透力、影响力。

  政策建议必须有厚重的理论、多学科的视角和先进的方法作支撑

  主持人:如何使高校智库推出更多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提高建言献策的质量?

  张东刚:真正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实用性的政策建议,必须有厚重的理论、多学科的视角和先进的方法作支撑。高校智库不仅要出对策,更要出思想,谋战略,特别是在一些前沿应用问题和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范式上取得突破。

  提高高校智库建言献策的质量,一是发挥高校基础研究实力雄厚的优势,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重点支持一批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安全具有长远影响的基础研究项目,推出对理论创新具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为提升应用对策研究水平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二是着力推动跨学科研究。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大力推进新兴学科发展,为应用对策研究提供更为有力的学科支撑。三是大力推动科研方法创新。吸收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文科实验室和数据库建设,推动资源共建共享,为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方法支撑和条件保障。

  主持人:在教育部最近发布的一系列计划中,都强调了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和引领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推进计划》把人才培养作为智库建设的一个重要功能,同时提出发挥人才培养优势,努力培养复合型智库人才。您如何看待智库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关系?

  张东刚: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高等教育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的重心就是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智库建设也必须围绕这个重心进行,事实上,如果离开了这个重心,高校智库建设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

  作为一个社会事业机构,提供高质量人才是高校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从高校科研的发展看我国985、211高校走过的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重视教学阶段,科研教学并重阶段,教学科研融合阶段。科教融合是这批高校发展的更高级阶段,也是一流大学发展的高级形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国际化,国家对高校的要求不仅是要出人才,还要出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这符合现代高等教育规律,也是我国高校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时高校评价教师就不再是以教学作为单一指标,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评价大学、评价教学、评价科研将不再以数量论英雄,高等教育发展将进入质量提升的新阶段,这时大学的教学科研必将进入深度融合阶段。大学的科学研究首先反映在人才培养上,将知识创新反哺到课堂当中,这符合知识创新的发散规律和特点。大学教师第一个知识发散的对象就是学生,所以知识创新的成果要进教材,进课堂,进教案,进课件,进学生头脑。这应该是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发展的一个基本脉络。

  目前,我国有些高校正处在教学阶段向教学科研并重转变阶段。《推进计划》是面向全国高校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导向,就是高校科研如何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完成教学科研并重向教学科研融合转化。另一方面,人才是智库的第一资源和建设核心,所以《推进计划》提出发挥人才关键作用,着力培养和打造高效智库队伍。

  一是要凝聚一批立场坚定、学术造诣高、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熟悉政策制定的高端人才,创造条件支持和引导他们围绕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以及难点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及时向中央各部门建言献策,并以各种方式引导舆论;二是注重加强青年学术后备力量,培育并长期支持一批高水平创新团队;三是通过聘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实际工作部门领导干部参加智库研究,推荐智库核心人才到实际部门挂职锻炼等重点举措,推动智库人才交流。

  评价机制和评价标准是智库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

  主持人:《推进计划》将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改革起到哪些导向作用?

  张东刚:评价机制体制和评价标准是智库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通过《推进计划》引导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关注现实、关注民生,为社会发展解决实际问题。

  在教育部实施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中,明确要求每个基地每年至少提供一份咨询报告。这不仅体现了基地建设的导向,更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咨政服务质量不仅是基地服务社会的核心标准,也是评价基地质量和水平的基本标准。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不仅需要自评、他评,还需要政评。咨政服务包括咨询报告、社会服务讲座、各种讲课、领导批示等等,其中能否被实务部门采纳,产生实际效益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标准。

  当前,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评价手段单一化,评价指标单一化,评价方式标准化,评价体制机制缺乏弹性和多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本身是复杂多变的,取得的知识成果也是复杂多变的,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往往是唯一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则不同,同样的成果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可能会产生完全截然相反的效果。

  当前,人文社会科学最认同的是同行评价。但同行评价既取决于评价者的认知,还取决于评价者的学术道德水准等等。《推进计划》强调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评价导向,把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科研评价的核心标准,完善以贡献和质量为导向的绩效评估办法,建立以政府、企业、社会等用户为主的评价机制,并以此来协调推进高校科研体制机制综合改革,构建有利于智库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这也充分体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人文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的选题要瞄准国家需求和社会需要,要建立在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有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有实际案例支撑,而不能用“想当然”纯思辨的方式研究实际问题,这样得出的研究成果才能真实、可信、可操作,才能正面有效影响政策。

  智库建设是深化综合改革、推进制度建设的总揽性抓手

  主持人:智库建设在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张东刚:智库建设是深化综合改革、推进制度建设的总揽性抓手,机构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平台建设以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都可以通过智库建设来推动。我们相信,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优质资源、打造高校智库品牌,必将有力地推动高校社科领域的综合改革,提升创新能力,促进高校社科事业的创新发展和科学发展。

八、教育部社科司组织高校专家学者围绕教育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研讨发挥高校咨政建言智库作用的新思路新举措(2013716)

  7月16日,教育部社科司召开教育学、心理学学科专题座谈会,组织高校专家学者围绕教育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研讨发挥高校咨政建言智库作用的新思路新举措。这次座谈会既是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专题研讨会,又是为教育改革发展贡献智慧的工作推进会。教育部社科司司长张东刚出席座谈会并讲话。来自部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攻关项目、发展报告项目负责人和高校科研管理负责人8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和刘延东副总理5月30日在“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了加强智库建设的重大意义和目标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时代性和针对性,为新时期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指明了方向。大家指出,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新要求,《教育规划纲要》实施已有三年,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教育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高校社科工作者要勇于担当,走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前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紧紧围绕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开展深入研究,为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对如何打造高校教育智库,给力教育改革发展,与会专家提出了很多富有见地的意见建议。一要聚焦重大问题,服务教育改革发展大局。高校学者要进一步树立理论联系实际优良学风,坚持个人兴趣与国家需求相结合、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专业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相结合,主动加强与相关决策部门对接,深入社会调查研究,主动提供管用实用的对策建议。二要发挥高校优势,加强高端教育智库建设。重点建设一批服务教育改革发展重大需求的“2011计划”协同创新中心和重点研究基地,通过制度改革与创新,打造定位明确、运行独立、发展多样的教育类新型高校智库。三要积极引导舆论,及时传递正能量。高校学者要急政府所急,急人民群众所急,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及时针对政府关切、群众专注的重大事件,解答群众思想困惑,引导舆论走向,凝聚激发人民精神力量。四要建立需求对接新模式,确保咨政建言长效化。围绕教育改革发展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主动策划,提供优质服务,健全成果评价激励机制,及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党和政府决策,为实现“教育梦”贡献智慧。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主任邬志辉、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主任杨小微、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史秋衡、北京大学佟新、北京师范大学王善迈、南京师范大学吴康宁、浙江大学沈模卫、武汉大学赵世举、华中师范大学范先佐、西南大学宋乃庆、武汉大学沈壮海等11位专家学者,就服务教育改革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如何发挥高校咨政建言思想库作用做了重点发言。

1. 打造高校教育智库 为教育改革发展做贡献——高校智库建设座谈会发言摘要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3年08月21日

   编者按: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三年来,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当前,教育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和刘延东副总理在智库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充分发挥高校社科工作者咨政建言的重要作用,教育部社会科学司近期组织高校教育学、心理学专家学者,召开了“贯彻落实高校智库建设座谈会精神,为教育改革发展贡献智慧座谈会”,参会专家学者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对如何打造高校教育智库,推动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许多富有见地的意见建议。本版摘选部分代表发言,以飨读者。

转变农村教育研究方式 服务国家重大教育决策

来源: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主任邬志辉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为依托,以大规模实证调查为基础,积极关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农村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服务国家教育决策。

  第一,突出问题意识,强化问题驱动。基地的咨政选题都是紧紧围绕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重大问题,坚持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开展研究。为了聚焦农村教育重大问题,每年都要组织召开农村教育年度重大问题研讨和分析会,把撰写政策咨询报告作为成果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

  第二,突出数据意识,强化大型调查。我们高度重视数据积累和数据库建设,不断创新数据采集机制,并注重调查指标开发、数据多维使用、数据降维、数据深度挖掘和数据可视化处理,使提交的咨询报告有可靠、完整的数据支撑。

  第三,突出理论意识,强化学科交叉。我们以研究中国本土的教育理论为前提,搭建多学科的学术碰撞与讨论平台,促进自主理论的生成。在团队建设上,注重多学科交叉;在课程建设上,开设了农村教育社会学、农村教育经济学、农村教育文化学、农村教育政治学等多门交叉课程,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团队。

  第四,突出改革意识,强化机制创新。一是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在全国建立“农村基础教育改革试验区”;二是搭建跨学科对话的交流平台,开展多方协作研究;三是建立定期专题研讨制度,联合攻关;四是立体建构人才培养机制;五是创新团队内部科研评价方式,鼓励政策研究。

为打造中国基础教育智库而努力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主任杨小微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既是文科基地作为“国家队”的历史使命,又是新的发展机遇。我所在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自2001年创建以来,逐渐形成了“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推动基础教育改革与中国教育学的双向建构”这一研究风格。“新基础教育”研究和“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建设,对上海、江苏等地的区域性学校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普通高中教育研究”课题组将高中阶段转型与变革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咨询提交教育部门,推动了国家关于高中教育改革和加强高中学生指导的决策。

  基地在深度的基础教育实践变革研究中不断推进中国教育学理论创新性发展;与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有着长期合作互动,积累了丰厚的成果和经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基地的多个学术团队在政策实施、学校变革和教师发展等多个层面,自主研究、相互配合,形成了良好的研究生态。

  今后我们在参与决策的方式上,将从专家个人兴趣和行为层面的决策咨询,转向基于合作、参与和重要成果的建言献策;在研究重点上,进一步聚焦“中国特色”、“公平”与“质量”三大主题,以教育现代化、国际化以及新型城镇化的基础教育挑战等重大问题展开研究,同时加强团队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在体制机制上,进一步发挥和强化“合作发展共同体”这一平台的协同机制作用,促进基地与兄弟院校和地方政府的深度合作,促成研究、开发、应用和育人的一体化。

建设高等教育智库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来源: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史秋衡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是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近年来,厦门大学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平台,自主设计问卷与调查研究系统,开展大学生学习情况调查,全面真实掌握了我国高校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教育质量状态,为相关部门提供了高质量咨询报告并多次被采纳。

  建设好高等教育智库,需要做到“三个坚持”:

  坚持立足学生,实施全程管理。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原因之一是大学生从中学教育阶段向大学教育阶段过渡时衔接不畅。调查发现大学一年级是影响大学生学习生涯最关键的一年,高校必须改变目前人才培养质量与评价看重办学条件而不注重学生成长的倾向,必须全程化、全方位构建提升学习质量的大学生成长路径。

  坚持问题导向,循据为证解析原因。要为高等教育改革建言献策,就必须了解现阶段高等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内在原因。以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改革为例,要增强课程的吸引力,更加贴近学生思想和生活,解决实际问题,让学生充分意识到思想政治课的重要性。

  坚持中国特色,提供真知灼见。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在许多方面仍保留有中国规律及特色,以大学生宿舍学习文化为例,调查发现,宿舍俨然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娱乐、社交最满意也是最重要的要素。需要十分重视宿舍文化建设,把大学宿舍建成一个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充分发挥宿舍的文化育人功能。

学以致用是知识分子的治学理想

来源:北京大学教授 佟新

  中国知识分子的治学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知识分子实现这一理想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参与和咨政建言的舞台。根据自身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经验,谈三个方面的想法。

  第一,让学术研究为社会服务,并在研究中敢于提出“真问题”。我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规律及发展对策研究”,对人才发展中性别问题,女大学生和女性人才的培养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研究。研究发现,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和组织的性别环境的确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对此,我们就高层次女性人才成长问题向全国妇联、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部分建议得到采纳。

  第二,增加自觉服务意识,努力服务政府的科学民主决策。长期以来,高校研究成果多以学术论文或教学为取向,虽然不少成果也提出了政策建议,但跟进不够,缺少与政策需求部门的直接沟通和对接。增加政策建议的自觉意识,学会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学会将学术理念转换成可被接受的政策理念和可能的具体方案,不仅在于关注政策研究本身,更应当关注其提供建议的可操作性和可接受性,这既是服务,也是学术深入研究的要求。

  第三,增加对学术成果的大众宣传,引导社会舆论。我研究的课题多与民生相关,研究发现,虽然我国倡导性别平等已达60多年,性别平等已成为我国基本国策,但在性别观念和大众舆论上却依然存有各种性别偏见。这需要学者在社会舆论上发出声音,以数据资料和学术智慧来引领社会舆论。

高校智库建设的一些思考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善迈

  教育改革发展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以多种学科、多重视角,以团队的组织形式共同研究。我带领的研究团队一直跟踪研究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为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其中,公共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中合理比例的系列研究成果被国务院采纳,提出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单列和高教拨款应采取“公平、效率、效益的高教政策”四重目标加权平均的拨款模式也被国家有关政策法规采纳吸收;有关教育财政、教育体制改革、利用外资的研究观点在教育体改政策研究方面产生较大影响。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的共同目标。高等学校是国家智库的重要力量,通过决策咨询不仅可以为国家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也是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我认为,高校智库建设一要明确中国决策咨询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借鉴国外的理论、制度和政策是必要的,但不应简单模仿和照搬;二要明确高校智库在决策中的作用应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促进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三要明确学术研究是决策咨询的基础,决策咨询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和归宿,应改变重学术轻政策咨询的倾向;四要明确高校智库和政府机关部门信息沟通的重要性,项目承担者应积极主动地向政府部门收集信息,相关实务部门要在调研中给予全面支持;五是明确高校智库建设要以内涵为主,充分发挥高校已有相关科研机构的作用。

新型教育政策智库的基本特征

来源: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吴康宁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迫切需要高等学校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建立新型国家教育政策智库,为持续推进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有效的决策咨询服务。这些智库应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职能专一。智库的根本使命是通过研究成果,对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的决策施加正确、科学的影响。其唯一职能便是聚焦国家教育改革发展重大问题,进行应用对策研究;或承担政府委托项目,进行决策咨询研究;或自主确定课题,进行决策介入研究。决策咨询研究和决策介入研究不是智库的“副业”,而是“主业”,更确切地说是“全业”。

  第二,学科协同。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都具有全局性、综合性、整体性,对这些问题的原因分析及解决路径的思考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学科的视角,而是有赖于尽可能多的不同学科同时介入,相互协作,联合攻关。因此,学科协同便成为决策研究时都必须奉行的一种基本方式。

  第三,独立运行。智库必须忠诚于国家利益和研究良知,为国家教育改革发展所提供的决策研究报告必须是真凭实据、真言实语、真知灼见,来不得半点虚假。为确保决策研究的客观性、可信性、中肯性,智库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性。

  第四,多样发展。应鼓励与支持相同领域中不同智库的发展,鼓励与支持所有智库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各具特色,多样发展。同时也应鼓励与支持民间智库与高校智库平等竞争,使我国教育政策新型智库不是依赖现行体制获得身份赋予,而是凭借决策咨询实绩赢得实力认可。

加强高校科技协同创新机制建设

来源:浙江大学教授 沈模卫

  找准重大科技问题,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是科技智库发挥建言献策作用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人工智能是当代新技术研发领域的主战场之一,该领域的突破对国家高科技研发和应用具有核心意义。人工智能的研究和产品研发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多学科、多行业的协同合作,如何构建高校不同学科间、高校与行业企业间的协同创新体制机制至关重要。

  第一,针对以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和市场营销为“五位一体”的跨学科、跨行业协同创新体系建设提出制度性设计,特别需要确立高校与行业的职能定位、责任分担和利益分享机制,汇聚高校和社会多方资源,推进各方深度合作。

  第二,根据协同创新体系构建的要求,就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管理体系建设提出制度性设计,特别要打破目前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壁垒,突显以“问题”而非“学科”为导向的跨学科、跨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管理制度,促进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联盟的形成。

  第三,就高校人事聘用和考核评价体系建设提出制度性设计,特别是需要改变单一“单位人”身份制度,确立“多重人”身份制度,以激励不同学科、不同行业科技人员从事跨学科和跨行业的科技协同创新工作。

  第四,改变以学术论文和获奖数量为主的科技能力评价方式,确立以协同创新实际贡献为导向科技评价制度,以鼓励科技人员从国家重大需求出发,产出原创成果,研发核心技术。

努力建设国家级语言智库

来源:武汉大学教授赵世举

  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把语言和语言学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语言的战略价值飙升,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国家语言战略。这既是空前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高校语言学者应勇于担当,为国家贡献智慧。

  第一,建平台聚力攻关。我校搭建了三个各有侧重而又相互关联的战略性语言研究平台。一是武汉大学中国语情监测与研究中心。实时监测语言生活动态,聚焦关涉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在应对突发语言事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汉语国际推广教学资源研究与开发基地。直接服务于国家汉语国际推广战略,在推广方略研究等方面提供了切实的咨询。三是语言科学技术与当代社会建设跨学科创新平台。主攻语言科技前沿三大战略性领域,已初见成效。

  第二,立项目深度聚焦。我们注重筛选重大问题凝练课题,如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新形势下国家语言文字发展战略研究”等,除了全局性宏观研究之外,还对国家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如语言与国家安全、母语教育、外语教育、语言经济等进行专题调研,多项政策建议已被相关部门采纳。

  第三,开渠道落实服务。我们开辟建言园地,创办了《中国语情》和《中国语情特稿》,提供咨询服务;编写普及读本《语言与国家》;举办了5次专题学术会议。

  尽管我国已有一些语言智库性质的机构,但大多缺乏支持,势单力薄,尚不足以承担国家重任。因此,建设不同类型的国家级语言智库迫在眉睫。

发挥高校咨政建言作用需处理好五个结合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范先佐

  第一,坚持个人学习兴趣与国家需求相结合。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要求我们将个人的研究兴趣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起来,积极适应国家重大需求,充分发挥个人学术专长,以问题为导向,选择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大力开展应用对策研究,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献计献策。

  第二,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相结合。高校历来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但要发挥咨政献言、服务社会作用,就绝不能轻视应用对策研究,要把应用对策研究和建言献策摆到应有的地位和高度。但也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研究,否则,对策研究就会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

   第三,坚持专业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相结合。对于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长期深入研究,才能形成独立的立场和“坐标”。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往往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仅仅依靠某个人、某个学科或是某所学校的力量是难以真正解决问题,这就需要积极开展多学科的协同攻关,凝聚各方智慧,增强综合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能力,方能取得高水平的成果。

  第四,坚持高校与实际部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高校与实际部门联系不紧,造成国家急需什么、部门要求什么,研究者往往不了解,而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实际部门又觉得不管用。要克服这一弊端,高校学者要主动加强与实际部门的联系,探询他们的需求;实际部门也应适时与高校学者沟通,让高校学者了解他们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符合中国国情、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为教育改革与发展建言献策

来源:西南大学教授宋乃庆

  我校教育研究团队承担了多项国家、部省级课题,产出了一批高水平咨政报告,部分成果被国务院、教育部采纳。近来,我们正在进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教育体制机制研究”中城乡教师流动体制机制问题和对策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中国义务教育发展报告”中减负、择校、校车、绩效工资、农村寄宿制学校等问题的调查研究,从跨学科的视角、基于大量第一手调查数据、用统计分析方法,提出了对解决教育现实问题和改进现行政策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见,引起了教育部门的重视。

  对于高校智库建设,结合多年的学术实践经验,我们建议:1.创新长效体制机制,打破壁垒,建立国家、高校、地方专家智库团队,发挥专家智库作用。2.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要把咨政服务作为考核的重要指标,明确奖惩制度。3.用跨学科的视角,将定量分析、统计分析运用到咨询报告中,以提高咨询报告的科学性和可靠性。4.咨询报告的选题要紧跟政府需求和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出发点,比如对基础教育提出的“教育公平”、“均衡发展”、“减轻负担”、“提高质量”等。要针对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现实重大问题,尤其是西部,如城乡教师流动体制机制等问题和地方政策结合进行研究实验,形成咨询报告。5.咨询报告的评价是多样的,应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对咨询报告进行评价。6.定期召开咨询服务工作研讨会,积极开展咨询服务学术研讨。

在立德树人实践中汲取智慧、贡献智慧

来源:武汉大学教授沈壮海

  在立德树人的实践中汲取智慧、贡献智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活力的重要源泉,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重要职责与使命所在。

  主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我们的研究团队,将建设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高端智库作为团队发展的重要目标定位。一是承担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二是围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主题开展系列研究,推出了170多万字的大型工具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德育编年史》及相关著作和论文;三是围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开展实证调研,形成对策报告,做好建言献策工作;四是推出系列“写给大学生的书”,服务于大学生品德修养、健康成长;五是深度参与高校辅导员培训工作,组编《高校辅导员专题培训丛书》。

建好智库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专与博的关系。智库要有专业的定向、专门的聚焦点,但智库团队要有广博的学科视野、多元的学科背景,能够以跨学科的力量透彻地剖解专门化、专业性的课题。二是学与术的关系。智库是以“用”为重要标志的研究机构,应当关注“术”,但“学”为“术”之本,无“学”便无“术”。智库的建设中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探索有用之学,研究有学之术。三是近与远的关系。智库要立足于当下,能够解当下之急需,但同时也要着眼长远,能够提出并探索战略性前瞻性的课题,将问题的回应与思想的引领很好地结合起来,有效发挥理论创新在实践创新中的先导性作用。


 

九、媒体报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1. 李卫红:高校在新型智库建设中的使命担当(20140216)

来源: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来源:《 人民日报 》( 2014年02月16日 05 版)

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咨政启民”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新事物、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涌现,加强智库建设既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也是回应人民期待、有效引导社会舆论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习近平同志就加强智库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为新形势下推动智库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

我国高校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力量、近半数的两院院士、60%的“千人计划”入选者,以及规模庞大的研究生本科生队伍,研究实力雄厚、信息资料丰富、对外交流广泛,是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高校积极服务政府决策和社会发展,“十一五”期间向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提交研究咨询报告6万多篇,为政府决策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智力支持。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校智库建设与中央的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比,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小、散、弱,高校智库型研究机构众多,但力量分散、定位不准、研究水平良莠不齐;二是高质量成果少,部分研究存在针对性实践性不强、过于学术化的问题;三是智库建设所需的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严重不足;四是高校科研评价、人才激励和成果应用转化机制还不能适应智库建设需要,影响了高校教师从事咨政研究的积极性,制约了高校智库潜力的发挥。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高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为导向,以提升能力为核心,以深化改革为动力,打造一批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端智库,构建特色鲜明、结构合理、形式多样的高校智库发展新格局。

明确主攻方向。出思想、谋战略、提对策,是智库的根本功能。高校智库建设必须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结合高校优势和特色,明确主攻方向。一是建立重大决策跟踪机制。紧密跟踪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及时提供动态监测、效果评估和信息反馈。加强战略研究,就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超前研究,提供决策储备。二是完善理论联系实际机制。如选拔推荐高校智库优秀学者到国际组织任职、到实际部门挂职,参与政策制定,推动智库人才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三是建立与需求对接的新模式。邀请实际工作部门直接参与、共同确定智库的重点任务,联合组建研究团队,从源头上解决科学研究与决策需求脱节的问题。拓展成果发布应用渠道,完善专家建议报送机制,打造高校智库成果发布平台,增强对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的渗透力、影响力。

 提升创新能力。真正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实用性的政策建议,必须有厚重的理论、多学科的视角和先进的方法作支撑。推进高校智库建设,要从加强基础研究、推动跨学科研究和方法创新等几个方面提升能力、夯实基础。一是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发挥高校基础研究实力雄厚的优势,重点支持一批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安全具有长远影响的基础研究项目,推出对理论创新具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为提升应用对策研究水平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二是着力推动跨学科研究。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大力推进新兴学科发展,为应用对策研究提供更为有力的学科支撑。三是大力推动科研方法创新。吸收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文科实验室和数据库建设,推动资源共建共享,为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方法支撑和条件保障。

 深化综合改革。建设新型高校智库,关键在于深化综合改革,创新体制机制,释放改革红利,激发科研潜能。一是改进评价制度。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评价导向,健全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标准,针对应用研究和新型智库的特点,建立以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用户评价为主的多元评价机制,把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核心标准,改进绩效评估,形成有进有退的动态管理体制。二是完善开放合作机制。大力推动协同创新,积极探索开放、集成、高效的新模式,对封闭、分散的研究资源进行优化组合,组织多部门、多学科、多领域专家开展联合攻关。三是改进管理方式。推进高校智库建设,需要创新管理理念,加强宏观指导,完善顶层设计,提供有力保障。同时,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建立健全政策指导到位、保障措施得力、有利于激发智库活力的管理机制。

2.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高教内涵发展重要课题(2013531)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3年5月31日第2版

打造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

——写在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召开之际

服务决策、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历史任务中,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重要使命。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发挥思想库作用的新要求。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

5月30日,“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在教育部举行。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有何种优势?承担怎样的责任?如何进一步发挥作用,为中央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智力支持?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服务决策——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

当今世界,智库作为政府的“外脑”,作用日益凸显,影响着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被学者视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中心”。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无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还是服务国家战略决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参与全球治理、扩大国际影响力,都越来越需要智库的思想支撑,发挥智库“咨政启民”的作用。

智库建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教授陶德麟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开启新的长征。这个梦之所以不是幻想和空想,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实现理想的道路──中国道路。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及时总结改革发展实践经验,解答群众思想困惑,引导社会舆论走向,激发人民精神动力。为此,必须建设一批高水平智库,为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强有力的学理支撑。

智库建设是服务党和国家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经济增长动力问题,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金融领域潜在风险问题,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等。”在南开大学教授朱光磊看来,当代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改革开放也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事物、新挑战,都是哲学社会科学需要解决的课题。

智库建设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迫切需要。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30多年保持近10%的经济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增长30多倍,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外贸规模世界第一。但是,软实力与大学应有的地位还不相称,缺乏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智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2全球智库年度报告》显示,世界前50名的智库中,中国只有6家入榜。

作为“思想库”和“智囊团”,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发挥专业优势,聚焦重大问题,提供高质量解决方案,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与会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专业理论工作者不但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有责任以自己的方式为丰富和发展这些成果贡献智慧。

高端智库——大学功能的重要载体

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力军,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可或缺的力量。

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颁布后,教育部抓住机遇,启动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通过积极参与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不断完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体系等一系列举措,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布局较为合理的学科体系,一批学术领军人物、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教学科研骨干脱颖而出,产生了一批有深度、影响广泛的优秀成果,对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数据显示,近5年来,高校人文社科领域共出版著作约15万部,发表论文约158万篇,其中在国际刊物发表约2万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70项,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100项,向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政府提供咨询报告、政策建议6万余份,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或省部级以上部门采纳的达千余份。

经过近10年的建设,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体系已初步形成。据统计,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人员总数达到42.6万人,聚集了全国80%以上的社科力量。

在APEC会议的国际舞台上,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工作中,在奥运会和世博会等工程建设中,在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定过程中,都可以看到中国高校学者积极参与咨询研究、政府决策服务的活跃身影。

在去年启动实施的“提高高等学校创新能力计划”中,南京大学牵头的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作为首批认定设立的14个“2011计划”国家协同创新中心之一,尝试突破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文理、军地、校所、校校协同创新,建设国际知名的南海研究学术创新体、南海战略决策的高端智库,面向中国海疆权益的重大问题展开研究。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表示,大学是创造新观念、新知识的重要源泉,高校新型智库可以通过独创思想、独到观点等知识产品,对决策者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但是,高校新型智库建设既面临着更大需求、更大舞台、更大贡献的历史性机遇,也面临着学科建设分散化、专业领域细分化、考核机制单一化、优秀专业人才不足、资金投入不够等问题。

可以说,高校丰富的智力资源还远未得到有效利用。“根本原因是问题意识不强、联系实际不足、改革力度不够。”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说。

重大问题——高校智库的职责所系

当前,努力建设一批党和政府“信得过、离不开、用得上”的高校智库,为服务中央科学决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已成为实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座谈会上,根据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重要讲话要求,与会代表达成共识,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为目标,以深化综合改革为动力,以提高建言献策质量为根本,以深入实施“2011计划”和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为抓手,努力打造一批“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重大”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为此,应着力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聚焦重大问题,服务国家战略。高校要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围绕党和政府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出思想、谋战略、提对策,形成有深度、有见地、可操作的研究成果。

——创新体制机制,激发内生动力。高校建设新型智库,必须与国家教育、科技改革紧密结合,改进评价机制、大力推进协同、改革管理方式,形成改革合力,构建有利于智库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

——发挥学科优势,加强平台建设。高校应紧紧依托优势学科群,在继续扶持基础学科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交叉学科,促进多学科深度融合,以点带面、稳步推进,加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形成一批有集成优势的智库研究平台。同时,适应信息化发展新趋势,促进研究手段和方法创新,构筑智库建设的支撑平台。

——会聚高端人才,打造一流团队。高校要营造良好环境,鼓励更多优秀人才参与决策咨询,造就一批真知灼见的思想家、重大战略的参谋者、科学决策的建言人,形成一支政治立场坚定、学术功底深厚、专于应用研究、善于传播推广的智库人才队伍。把智库建设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吸纳青年师生参与研究,为智库提供人才储备。

——深化对外交流,扩大国际影响。高校要通过多形式、多层次、多维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全球性重大问题的国际合作研究,搭建中外智库联合研究的高端平台,推动交流互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更加宽广的视野观察世界、思考中国,在深度参与国际对话中提升话语权,让世界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记者高靓)


 

十、文献摘录---智库建设

1. 智库是什么 ——关于智库研究的新观点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徐晓虎 陈圻

智库的本质并不在于非营利性和独立性,而在于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这种思想产品既包括为公共决策服务的政策、建议和分析报告,还包括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公共知识。

如何定义智库,长期以来都是困扰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一个重要问题。基本上,每位学者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加拿大著名智库研究专家唐纳德·E.埃布尔森提出:智库一般都是专注于公共政策研究的非营利性、无党派组织。美国著名智库研究专家詹姆斯·麦肯认为,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需要智库学者为其提供独立分析,帮助确定政策议程,构筑知识与行动间的桥梁。实际上,以上种种定义仅为众多智库概念中的冰山一角。智库概念如此混乱,一方面是因为现代智库发展历程不长,相应的智库研究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另一方面是因为对什么样的社会组织是智库,学界尚无共识。

官方智库成为中国当代思想库的主体

我们认为,智库是指一种专门为公共政策和公共决策服务、生产公共思想和公共知识的社会组织,它的基本特征包括思想创新性、政策影响力和公众关注度。它的主要功能包括提供思想产品(政策、建议、公共知识等)、搭建交流平台(举办论坛、报告会、碰头会等)、培养公共人才(提供大学、企业、政府之间的人才流动平台)、引导社会舆论(为权威媒体提供思想素材等)。以上定义与传统智库概念有着较大的差别。我们认为,智库的本质并不在于非营利性和独立性,而在于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这种思想产品既包括为公共决策服务的政策、建议和分析报告,还包括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公共知识。

当前,国内外一些有名的智库都是具有营利性特点的公司化组织,如美国的麦肯锡咨询公司和波士顿咨询公司,再如近年来在国内公共政策分析领域声名鹊起的零点调查公司和安邦咨询公司。它们虽然都是市场化运作、以营利为重要目标的企业组织,但却生产了大量的公共知识和政策建议。有这样一些企业(以咨询公司为代表),它们一方面是追求自身生存和健康成长的营利性组织,同时又志存高远,以国家兴盛为己任,以研究公共政策和服务公共决策为目标,先后发布了大量的政策建议和社会调查成果。

但是,在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智库基本上都是官方智库或者半官方智库。在2006年举办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上,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代表的中国十大著名智库集体展示在人们面前,它们均为官方和半官方智库。同时,各级党委政府、党政机关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内设的政策研究机构更是不为公众所知的真正推动公共决策形成的“隐形”智库。以地级市为例,这样的官方智库包括市委研究室、市政府研究室、市委组织部研究室、市委党校等等,它们的主要职能就是研究和出台公共政策,并将研究成果直接呈报上级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

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下,无论是社会科学院还是政策研究室,都属于体制内的官方智库,并不具有所谓的“独立性”,但却是真正发挥作用的智库。由于是体制内智库,中国的官方智库能够与决策机构实现无缝对接,研究成果能够迅速而完整地转化为决策方案,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因此,中国官方智库的运转模式和工作成果表明,以社科院、研究室、党校为代表的各级各类官方智库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思想库的主体。

鉴于以上案例和逻辑分析,我们认为,是否具有非营利性和独立性,不能作为判断一个组织是否为智库的标准。智库的基本价值在于它能否提出开创性的思想观点。

智库能发挥作用吗

智库有用吗”实际上是一个系列问题:首先,智库真的有用吗?其次,智库有什么作用?最后,智库是通过什么机制发挥作用的?

埃布尔森提出,智库对政策制定和形成政策制定环境的影响和作用有多大?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众多学者。当然,众多智库的领导者和政府官员都深信智库对政策制定有着巨大的作用。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指出,该学会一直坚守三个核心价值——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布鲁金斯的学者帮助创建了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在建立联合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传统基金会的政策主张极大地影响了里根政府的执政理念,其1980年推出的《领导者的使命》,成为里根政府人员的必备手册。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智库的重要性深信不疑,2009年1月份他宣誓就任总统后,32位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进入了他的执政团队,其中很多人都是核心官员。当然,也有学者有不同观点,他们认为智库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其发挥成效的机制是不明显的。我们认为,智库对政策决定毋庸置疑地发挥着重要作用。

那么,智库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智库的影响力至少有三种形式:设定议程、引领讨论和设计政策。根据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实践来实证考察,智库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

智库影响政策制定过程的机制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智库发挥效用的机制可以通过政治学理论(多元理论、精英理论和国家理论)、基于政策过程的中观理论、基于“知识运用”的微观理论来解释。也有学者提出,“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最具特色的现象之一,“旋转门”机制的主要功能体现为构建人际传播网络、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桥梁以及推进二轨外交等方面。我们认为,对智库运作机制的解释不能仅限于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知识学等理论,而应该更多地从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理论加以论述,当然,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 五着力点:助推中国智库发展

当今时代,各类智库不仅成为影响公共政策的重要力量,亦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撑,被冠誉为“思想推手”、“第四权力”、“影子政府”。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挥智库功能,地方党委政府也日益倚重智库的辅政功能。按传统分类,目前我国的智库机构已形成“五路大军”,2500多个机构,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但作为政府公共决策的参与者和战略预测的提供者,当下众多国内智库无论是在价值理念、发展模式还是服务能力上都还差强人意。我们认为,中国智库建设,当从五大方面着力。

政策阐释与战略预测相结合

智库,顾名思义,就是智囊团与思想库的结合,是产生信息、知识、智慧和思想的地方。因此,智库不仅是智囊,也要出思想;不仅是“师爷”,也要当“军师”;不仅是政策的阐释者,更要是战略的分析家;不仅是方案的事后论证,更要是决策的咨询导引。如此,才能凸显其完整的智库功能。

我国的智库建设当在政策阐释与战略预测中寻找最佳结合点,在有服务性的同时突出思想性,有解释力的同时注重引导力,既要论证决策思路和行动方案,又要提供战略设计和政策主张,既要有政治理性,又要有理论勇气,切实将个人的想法变成别人的说法,将个人的言论变成社会的舆论,将个人的思考变为领导的思想,把个人的文章变成上级的文件,使智库的发言促进社会的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咨询服务、有力的理论支撑。

国内研究与国际研究相并重

大国当有大国智库,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当有国际公信力的国际化智库。智库不仅仅局限于研究本国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也要关注国际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不仅要在国内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要在国际具有自己的影响,这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

缺乏相当的国际影响力与国际话语权的国际化智库,是当前中国智库发展中的一大瓶颈。因此,要站在国家战略安全的高度,思考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地区冲突、金融秩序等重大问题,且要具备国际化的视野与胸襟,加强国际化的交流与合作,熟悉国际化智库的运行特征与话语模式,强化国际化智库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力求建设与大国地位、形象和需要相匹配的国际化智库。

政府资助与市场拓展相协调

提供思想性的公共产品是智库最重要的特质,产品提供的能力度来自于智库的发展力,在一定意义上说,产品提供的可靠性来自于经费的保障力。目前国内智库大部分是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受国家和地方财力局限,大部分单位经费来源相对短缺,寻求利益集团的赞助成为部分单位和个人生存发展的必需。在此情况下,思想往往容易成为金钱的附庸。以往出现的“低学费不利于穷孩子上学”、“废除贪腐犯罪死刑可以减少外逃”等奇谈怪论和信口开河,就严重损害中国智库的声誉力、公信力和发展力。

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智库除美国有各大基金、项目招标、捐助、政府合同和自身产业运作等形成的多渠道融资机制之外,大部分主要还是得益于政府的支持,才能获得繁荣与发展。德国和英国的智库主要分为接受政府课题的研究所和政党组建的研究性基金会。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智库,应当坚持我们的价值立场、服务对象、特殊定位和政策功能,经费支撑应主要依靠政府资助确保生存,同时,以适当的市场拓展来获得发展,既不人云亦云,也要求异存同,不因利益集团的支配而丧失客观与公正,不因目光短浅的赢利而产生嘴软和手短,以此确保智库功能的正常发挥和有效实现。

官方影响与思考独立相平衡

思想产品进入决策是智库存在的根本价值。在智库建设过程中,往往认为会产生坚持思考独立性与扩大官方影响力的矛盾,这是一种思维误区。扩大官方影响,并不意味着失去了思考独立,坚持思考独立,也并不意味着就不能支持政府观点。智库要得到长足的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产生更大的影响,就必须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获取一手的信息资料,建立畅达的沟通渠道,提供可行的智力产品。

美国的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和传统基金会都与政府或者权力中心保持着密切关系,人员在从政和科研中来回“旋转”进出,进则为官,退则治学,既能掌握政府信息,又能清楚政策需求,因而能够成为美国对公共政策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因此,缺乏影响力的智库只能日趋边缘,没有支撑力的智库只能逐渐出局,完全依附政府的智库固然会丧失独立性,日渐远离政府的智库则会失去影响力。在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中寻找结合点,在独立判断与引导决策中获得平衡点,在研究规律与超前创新中建立联结点,坚持官方影响力与思考独立性的统一,是当前中国智库建设必须坚持的根本方向。

智库不同于高校,也不同于党委政府的研究室,高校侧重研究知识,研究室侧重研究操作,而智库则侧重研究问题。对智库而言,决策部门和政治家既不喜欢一窍不通的外行,也不青睐夸夸其谈的空论,既不需要形而上的玄虚思辨,也不需要形而下的微观操作,而是要求智库针对国内外的重点、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做出客观、公正和科学的分析,开展战略性、趋势性和前瞻性的研究,进而提出可操作的战略思路、政策方案和行动设计,这就是智库建设成果数量与成果质量相统一的问题。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长期关注汇率、经贸问题,胡佛研究所一直偏重战略性预见,这些智库都在各自领域各领风骚各树一帜。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智库,必须在具备自己独特的专业优势上下功夫,以此感动和启发政治家,开导和规范决策者,进而推进智库自身的新发展。更具体地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历程中,各类各级智库,只有勇于面对问题、深入研究问题,精心解析问题才能做好党和人民信得过、用得上、离不开的新智库,也只有如此,才能做好在有为中有位,在有位里有为的新智库。

3. 如何打造一流新智库——访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专家团队

 在“智库竞争力与评估圆桌会议”期间,第十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教授,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洪民荣研究员,上海社科院科研处处长权衡研究员,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李安方研究员,围绕探索与评估一流新智库的转型发展这一主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要“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

记者:在西方,智库常常被称为“影子内阁”或“政府外脑”。有人甚至还把它列为立法、行政、司法及媒体之外的“第五权力”。请问,智库为何如此受重视?

王荣华:当今世界,智库作为一种相对稳定且形式独立的公共研究机构,日益广泛深入地参与重大公共政策的研究、咨询和决策。特别是在美国,从制定军事战略到国际关系研究与外交决策,再到综合性战略研究,智库的身影无处不在。

 近年来,我国的智库建设和智库研究取得较大进展,逐渐从“后卫”变成“前锋”、“边缘”走向“前沿”、“单向”转为“互动”。上海社会科学院作为全国最大的地方社科院,率先探索和实践转型发展策略,提出了构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的基本定位和战略目标。

 随着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的深化以及应对国际战略竞争的需要,打造一批“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的智库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敢言真言善言”创造好产品

  记者:建设一流的社会主义新智库,光有勇气显然不够,还要有足够的“智慧”。请问,中国智库的发展之路何在?

  王荣华:智库以影响政府决策为首要目标,归根结底是为国家形象和根本利益服务。客观来说,目前我国智库的整体能力不强,在贡献新思想、提供有创造性的政策建议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当务之急,一要推动智库“自觉”,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敢言、真言、善言,勿失语、乱语、妄语。二要有“客户”意识,多做调研,科学判断,为政府和社会公众等解决实际问题。三要处理好批判性与合作性的关系,不要人云亦云,更不该缺乏前瞻性、预见性。

 与此同时,要创造好的智库产品,关键还在于是否有新思想、是否具可行性、能否推销出去。这就意味着,智库产品要讲深度,也要讲速度;要搞大部头的著作,也要弄短小精悍的政策性报告;要注重产品质量,也要重视成果的推广。

加强专业化建设提高竞争力

记者: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智库缺乏独立性,是官方政策解释的工具。有人甚至据此表示,2000个中国智库也抵不上一个兰德公司。请问,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王荣华:科学性、思想性、独立性,是现代智库的显著特征。当前,我国的智库大多由政府出资或者与政府有密切从属关系,运作机制具有很强的“官本位”色彩,不同程度存在公共性异化或民间性缺乏的问题。在政府决策中,政策咨询服务也往往向官方智库倾斜,甚至为其所垄断,民间智库很难进入这一领域。此外,一些智库或囿于权力的束缚,或惑于经济的诱扰,难以独立思考和发表观点。

洪民荣:要让我国的智库进一步得到认可,重点是理顺智库与政府的关系,加强智库专业化建设,努力构建市场化运作体制,大力推进民间智库建设。在此进程中,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二要切实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三要努力为公共利益服务,四要重视智库的品牌建设,五要树立全球意识。

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评估体系

记者:随着所谓“中国十大智库”集体浮出水面,人们对智库评估的标准愈发感到好奇。据我所知,除上海社科院外,国内不少科研机构也相继提出了智库建设的目标。在此情形下,是否需要构建有说服力的智库评估指标体系?

权衡:在智库竞争力的评价问题上,国内目前的情况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缺乏一个统一、有公信力的指标体系。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以“智库竞争力研究”为主攻研究课题之一,尝试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智库评估指标体系。

具体来看,这一评估体系涵盖一系列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大致分为智库资源、科研资源、社会服务资源以及政府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等要素。

李安方:在具备基本的核心业务能力之外,智库竞争力还要求不断匹配环境变化的要求,适应、整合、重构多种技能和资源。例如,在世博期间,评估指标可有所侧重对“世博效应”的研究;而在“十二五”筹备阶段,对个案或规划予以准确分析和建议,也应适当予以加分。归根结底,智库竞争力主要看的是创新能力、成果转化力和品牌影响力。

4. 智库研究的“入门教材”——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丛书”简介

 智库研究起源于西方,相对来说,中国起步较晚。但是随着政府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智库建设和智库研究方兴未艾。世界智库的现状如何?在公共政策研究上智库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中国智库如何提升竞争力?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历时近一年编写的智库研究丛书,为人们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

  这套丛书包括 《国际著名智库研究》《西方学者论智库》《中国智库竞争力建设方略》《智库能发挥作用吗?》《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共五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国际著名智库研究》对全球三十多家知名智库进行案例分析,为国内智库研究提供参考。《西方学者论智库》以国外第一手学术文献为基础,介绍和分析了国外学者有关智库研究的思想、观点和分析方法。《中国智库竞争力建设方略》以借鉴国际智库发展经验、提升中国智库建设水平为基本方向,尝试探索一个评估中国智库综合竞争力的指标体系框架。《智库能发挥作用吗?》《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是两本译著,前者对比分析了美国和加拿大智库的发展历程,探讨评估智库以不同方式在不同阶段对政策制定和形成政策制定环境的影响力和作用,后者则更多探讨的是政府、智库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决策的作用。

 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成立于2009年。此次出版的这套丛书为该中心首批智库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了解、认识、研究智库的“入门教材”。   

5.评价智库水平高低有何标准?美国的智库为何这么牛?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研究项目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个,其中美国智库最多,为1828个,中国智库数量居第二位,为426个。

从综合影响力看,目前,全球前十名顶级智库中,有六个是美国智库。综合影响力主要看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提出了多少原创思想和新的政策建议;二是为政府输送了多少专家型官员;三是举办了多少高级别的研讨会;四是在教育公民看世界方面作出了哪些贡献;五是在帮助政府官员调解和处理冲突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一、战略思想和政策选择主要来自智库

二战以来,美国历任总统提出的各种战略和政策,其原创差不多都来自美国智库。

例如,美国第一个私营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6年成立的政治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Government Research)。它先后建议美国政府参加两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它立即提出对外施行“马歇尔计划”“制裁流氓国家计划”,对内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创建联邦预算规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

又如,二战刚爆发,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搞了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先后向美国国务院提供682份研究成果备忘录,其中“占领德国”“创建联合国”“遏制苏联”等政策建议,均来自上述备忘录。

再如,冷战结束出乎美国预料,老布什政府不知如何应对。对苏联研究极深的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兰德研究院(RAND)很快提出“扩大北约”“退出反导条约”“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等冷战后美国的主要战略构想。大学里的知名学者也不甘寂寞,最著名的是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他于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理论,成为2001年“9?11”事件后反恐对策研究的基础。

二、智库为政府源源不断输送专家型官员

随着智库对美国战略思想和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智库内知名专家越来越多应邀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同时,越来越多的下野官员回到智库继续从事研究。这种所谓“旋转门”的良性循环,对美国智库的发展、对政府尽可能正确地决策都起到积极作用。

一方面,进入政府的专家学者不再空怀壮志、纸上谈兵,而是一展抱负、实现理想,而且他们从政后比其他官僚更愿意听取智库的意见。

另一方面,回到智库的前政府官员,由于在职期间积累了丰富经验,再研究问题时,其思路和提出对策的针对性更强,更易被决策者采纳。

据统计,频繁出入“旋转门”的专家学者,大多数来自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协会、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政策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等智库。

他们当中担任过国务卿的,有大名鼎鼎的亨利?基辛格、乔治?舒尔茨、詹姆斯?贝克、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担任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有亨利?基辛格、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康多莉扎?赖斯等。至于担任其他部长、副部长、助理部长、局长职务的专家学者,则不胜枚举。统计数据显示,仅在里根总统任职的八年中,应邀走出美国智库进入政府的专家学者,竟多达150余人。

最新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威廉?约瑟夫?伯恩斯2014年11月3日辞职,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Peace)接任总裁。

三、美国智库影响力超群的主要原因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智库影响力之所以巨大,是因为美国智库敢于进行创造性思维,且美国社会为创造性思维提供了优越条件。

(一)美国智库赢在教育起跑线上

1998年4月,我作为新华社洛杉矶分社记者,采访加利福尼亚州哈岗拉朋特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委员诺曼?徐、教育总监约翰?克拉马,以及副总监加里?马楚莫托。我问他们:在世界中学生数理化竞赛中,美国学生成绩往往是倒数,而美国的科技发明却领先世界,原因何在?

他们的回答是:美国的教育制度更注重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美国整个社会都忌讳因循守旧,崇尚标新立异。美国的老师欢迎学生怀疑、反驳、否定前人的理论和既定的做法,向老师甚至向专家提出挑战,但必须有合乎逻辑的理由。美国老师给学生打分和评级的依据是:答案有没有道理,是否合乎逻辑。因而美国学生勤于动脑筋和善于动脑筋,富于创造精神,虽然他们参加现行的考试不一定得高分,但是就业后适应能力强,发明、专利多。

(二)美国智库得到民间资助和支持

美国文化崇尚“强”,认为“强”即是“美”,瞧不起“弱”,认为“弱”即是“恶”。所以,强者应当更强。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民间基金会慷慨支持各领域的前沿研究。

例如,美国第一个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是当时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于1910年捐资建立的。此后美国铁路大王亨廷顿、报业大王赫斯特、汽车大王福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都曾捐巨资帮助各行各业的智库。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随着信息网络工业在美国西海岸异军突起,微软、惠普、英特尔等公司的老板们在暴富之后成立的“盖茨夫妇基金会”“戴露普家庭基金会”“穆尔夫妇基金会”等,依然是美国各类智库的资金重要来源。

戴露普家庭基金会(David and Lucile PackardFoundation)捐款五原则中最重要的两条是:一,支持和奖励各行各业已作出最杰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特别是支持和奖励最杰出的思想和努力;二,要有长远的眼光,发现和支持那些在提高效率方面最有可能作出独特贡献,或最有可能作出战略性贡献的个人、组织、项目等。

以兰德研究院为例,目前的研究经费为2.63亿美元,其中包括34个基金会的捐款和35个企业的资助。有些企业的资助是以合作的形式进行的。民间的资助为美国智库的生存、发展以及探索独立见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美国智库植根于相对包容的体制

智库的创造性思维和独立见解如果不能传播开来,其影响力就会非常有限。美国在言论和新闻方面的环境比较宽松,为提升美国智库影响力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代社会,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舆论影响,而舆论则主要受媒体影响;不言而喻,智库要影响到决策层,首先要影响媒体。所以,美国智库千方百计通过媒体兜售自己的新发现、新思想、新对策。早期美国专家学者主要在报章杂志的言论版上发表新见解,随着传播手段的革新,现在主要在电视台、因特网直播节目里接受访谈。为了更及时准确地发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甚至自建电视台和电台,由有关专家学者及其领导的课题组以举行最新研究成果发布会的形式,直接向大众传播最新研究成果。

相对包容的环境对美国智库创造性思维和独立见解的最重要贡献是,宽容它们提出的“标新立异”的想法乃至“异端邪说”。在美国境内举行的各种研讨会上,主办者往往刻意聘请意见对立的专家学者做主旨发言,通过激烈辩论判断谁是谁非。

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前的候选人辩论演说,可说是美国智库集中展示各自研究成果的“集市”或“庙会”,促使美国智库的影响力一次次达到高峰。因为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其候选人都到智库里物色与自己执政理念相同的新思想、新对策,武装自己的头脑。

美国选民通过候选人的激烈辩论,可以看出哪些新思想、新政策对自己有利,从而决定把自己手中的选票投给谁。有经验的国际政治观察家可以通过候选人的激烈辩论,洞察美国思想界的激烈交锋。他们观察研究美国总统大选,重点不是看谁胜谁负,而是看哪些新思想占上风,会演变成什么样的新政策,将对美国和世界带来哪些新的影响。

(四)美国智库善用外脑和异见

不少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少于中国对美国的了解。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至少在智库领域,美国智库对中国的了解,可能要多于中国智库对美国的了解。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智库大量吸收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参与研究相关课题。

以兰德研究院为例,它现有1700名员工,其中约800名为专业研究人员,约600名为特约顾问和特约研究员。他们来自47个国家,使用65种语言。改革开放后,大批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到美国留学进修后,部分人留在美国工作,也有不少进入美国智库。现在美国智库里研究亚太和中国的项目中,有不少华裔面孔。他们的加入,对于美国智库了解亚洲和中国帮助非常大。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智库欣赏挑战和批评,大批外脑特别是华裔学者加入后,不断帮助美国智库纠正以往的研究盲区和认识盲点,使得美国智库的相关研究更有针对性,更全面、深入。我们不妨来看看下面的例子。

 “美国人对我(华裔学者杨恒钧)另眼相看的原因,就是我费尽心机,找出被他们忽视的弊端和弱点,对他们提出批评和攻击。(他们请)我参与各项研究项目的主要工作就是找到项目的漏洞,也就是找到美国各项政策和策略中的弱点和缺点……

记得1998年底,在美国国防部、情报部门、大西洋理事会和华盛顿大学联合举办的一场模拟战争中,我当时分配的角色是韩国情报部的首长。由于对这种理论推演游戏并不熟悉,我一开始比较被动,但很快就进入角色。进入角色后,我马上就发现设计这场模拟战争的美国人对中国很多方面存在认识误区,不客气地打断他们,指出他们犯下的两个致命错误,将直接导致他们在整个模拟战争中向错误方向发展。我的美国朋友听得目瞪口呆,后来还派专家专门过来向我请教……

就在美国人目瞪口呆的同时,我也突然清醒过来,我这个愤青在干啥呢?在骨子里,我对美国是不满的。批评美国,是我到美国后找到的为中国辩护的最好办法。可是,我现在心里慢慢明白,我这样批评美国并不是在为中国辩护,而是在帮助美国,为美国效劳呀……”(摘自《我为什么不再批评美国》,作者杨恒钧)

四、美国智库的基因缺陷

智库是文明和文化的高级载体。西方文明和美国文化的基因缺陷,也体现在智库身上。西方文明和美国文化过分崇拜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这导致美国智库在研究国内问题时,出发点和着眼点往往是个人利益以及由此延伸出的集团利益和局部利益,在研究国际问题时,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往往是极端自私的“美国利益至上主义”,甚至不惜从“美国例外论”的角度思考问题和对策,导致很多本来有可能解决或缓解的国际国内问题,长期找不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智库曾就如何防止美国卷入危机有一场大辩论。东部智库的主流意见是,美国政府应当把重点放在加强跨大西洋经贸关系上;西部智库的主流意见是,美国政府应当把重点放在跨太平洋经贸关系上。我曾就此询问过几家美国大企业的老板:美国智库都说自己的研究是独立的、客观的,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东西部智库的专家学者给出的答案如此泾渭分明?他们的回答一针见血:你得看看他们的研究经费是从哪里来的。

类似的情况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也屡见不鲜。比如,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智库纷纷开展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研究,连美国国会研究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也拿出一系列研究课题和研究经费,在其网站上招募世界各国研究人员帮助它寻找遏制乃至消灭国际恐怖主义的解决方案。

有人建议我所在的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申报其中的一个研究课题。我浏览这批课题后,决定不申报。因为美国国会研究局对有关研究有个要求:不要从美国方面寻找导致恐怖主义的原因,也不要在这个基础上寻找解决方案。这个要求与我的长期观察和研究结论恰恰相反。

我此前在中东地区做过四年常驻记者,后又在美国做过四年常驻记者。我的结论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成因固然很多,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半个多世纪来,美国一味支持以色列,在安理会多次否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决议,导致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铤而走险。因此,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一环,显然是美国应改变其极其不公的中东政策。不让研究这个主要原因,怎能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我想,这可能也是美国智库迄今未找到解决国际恐怖主义有效方案的主要原因。

由于美国文化中极端自私的基因,在研究世界问题时,美国智库还自觉不自觉地给美国政府出了不少馊主意甚至坏主意。

美国政府至今不签署152个国家批准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01年带头退出183个国家批准的应对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冷战结束后出尔反尔,单方面退出同苏联签署的《反导条约》,研究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系统。美国甚至用“多重标准”对待189个国家批准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朝鲜、伊朗制裁、封锁、武力威胁,但同非条约签字国(印度)开展核合作,对非条约签字国(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这些遭到世界多数国家嗤之以鼻的对外政策背后,都可以看到美国智库的影子。

6. 智库和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区别

  近年来中国处于一个智库大发展的时期,智库的出现是适应工业化、现代化时代的复杂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以及社会发展要求,也是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现在叫智库的有很多,但判断是不是智库,不在于名字,而在于是否具备智库的功能。根据工作体会,我认为智库和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区别有五个方面:

  第一,形式上。现代智库主要是做政策的咨询规划工作,它以现实性为主,针对社会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规划。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更多的是传承文明

  第二,服务对象不同。传统的社会科学服务对象是学生,目的是传播知识,具有传承传播性。而智库的定位很具体,在国外它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和企业,这是非常不同的。

  第三,研究对象和产出不同。智库是研究问题,普通学术是研究知识。智库研究是用知识当作工具,要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它要产出政策、对策和法律方案等。

  第四,研究方法不同。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以二度创作研究知识为主,做大量的文本研究和案头研究。智库主要是基于现象观察进行研究,但观察总是有限的,因此需要经常在智库学者之间进行交流,即头脑风暴法

  第五,组织方式不同。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多是以个体为单位,越分越细,是一种很窄的专深的研究。而智库研究是交叉学科,要研究许多相关问题,才能可参照、可接受。智库是管理学上讲的异质资源的有效组合,它研究问题绝对不会仅从一个角度出发,这给智库的组成、包括体制机制提出了很多要求,如还需要有横向联系、研究群等。

  与此有关的有两件事值得思考。第一,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一项决议,把政治学从美国国家基金资助的名单里删除了,原因一是学风不正,主要是高校不研究现实问题,智库已市场化,国家不再资助;二是学术界搞歪风邪气,自吹自擂,搞小圈子,互相吹捧,互封大师,愚弄社会。第二,俄罗斯解散了国家科学院,国家不再出资金让那些研究人员挥霍,开始大幅度的压缩规模。

  我认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界都需要警醒,知识产品要由市场、由人民来检验。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知道什么问题是真问题,什么问题重要,而且都能排序出来,弄清楚这个项目研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只要你做出来,就很重要。我觉得民间智库和官方智库可以合作,智库不管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搞得好都有前途。中央理论上信息最全,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对很多问题不可能细化。如果了解中国的体制就会知道我们的领导是如何日理万机的,他的时间和精力是怎样分配的,他一天也就 24 小时,不可能什么都了解。所以,智库要做的是细化,只要做出来的研究成果确实是有需要的,领导会特别感兴趣